鸦片战争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不啻当头棒喝。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郭嵩焘、徐继畲、梁廷枏等为代表，一批主张经世致用的有识之士，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明白，在这个萎靡泄沓、危机重重的时代，唯有毅然决然，实行变法，才有复兴之望。变法当从整吏治、严兵备、清漕运、理盐政、改币制、改田制、改科举等方面入手，矫国革俗，除旧布新，中国庶可富强。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会同东阁大学士桂良、署步军统领文祥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提出：“现在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使洋人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从此，“自强”一词，便频频出现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史上了。

李鸿章是一个好奇心很强、很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人。在上海与洋人接触几次之后，他便对洋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与曾国藩不同，曾国藩很怕被洋人看不起，处处要把最优美、最亮丽的一面表现给洋人看，就像孔雀开屏一样，背后隐藏的，是一种“中国人并不比洋人差”的心理。李鸿章更关注“中国人为什么不如洋人”这一问题，所以他很留意观察洋兵的一举一动，他们怎么出操、用什么兵器、怎么作战，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一个可供他近距离研究的对象，就是常胜军。这是一支由外国人指挥、使用外国武器、用外国军队的方法训练和作战，但受雇于中国官府的雇佣军。

这时，一个叫华尔（F.T.Ward）的美国人，开始进入李鸿章的视野。

华尔是一位航海冒险家，有人说他是海盗，到过很多国家，并多次受雇参加别国的内战。咸丰元年（1851），华尔首次来到中国。后来他在上海的中国海军中担任大副，拉上了官府的关系。咸丰十年（1860）四月，苏州失守后，受四明公所董事、候补道杨坊的雇用，华尔在江湖上招募了一批吕宋人，组成洋枪队，后来也有华人加入，协助官军与太平军作战。同治元年（1862）正月二十六日，薛焕根据吴煦的请求，将洋枪队更名为常胜军，吴煦任督带，华尔为管带，还有两个美国人副手：法尔思德（E.Forrester）和白齐文（H.A.Burgevine）。军饷从江海关奏留的军饷项中支付。

吴煦对常胜军有如下记叙：“十一年（1861）冬，贼以陷杭之众，全力复窥松沪，围攻松郡甚亟。元年（1862）正月，华尔带队击贼于迎祺浜、天马山等处，以少胜多，贼遂奔北，城围立解。前抚宪薛悉其勇敢，将所带各勇命名常胜，许其添勇教练，并委提中营参将李恒嵩协同管理，据情保奏，谕赏华尔三品顶戴。”

华尔因作战英勇，得到朝廷很高的礼遇，在上海租界的一般洋人中，他也备受赞誉，但美国政府却很讨厌他，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妨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咸丰十一年（1861），何伯曾以华尔引诱现役水手开小差为由，逮捕了这个冒险家，准备交给美国领事。但华尔宣称他已加入中国国籍，迫使何伯放人。其实，他真正加入中国国籍，是在同治元年（1862）的春天，也就是李鸿章到上海前后。

英、法、美等国对中国的政策，从原先的“严守中立”，变为积极介入、协助平定太平天囯之后，他们对华尔的态度也转变了，不再视其为捣蛋分子。

曾国藩很讨厌华尔，一直拒绝与他交往，这是出于对洋人的不信任心态。但李鸿章觉得，只要能为我所用，何妨结纳。所以他一到上海，就非常留意此人，甚至能够容忍华尔的一些看似大逆不道的事情，比如华尔虽然加入中国国籍，受雇于朝廷，也有个三品官衔，却从不穿长袍马褂，也不把皇帝赏的花翎戴在头上，最招人非议的，是他坚持不剃发。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大清时代，很多人把头发的长短，看得重若泰山，太平军就因为不剃发，被称为“长毛”“发匪”。但李鸿章认为，这统统是小节而已，“与外国人何暇争此小过节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