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洋人的种种要求，甚至对上司的要求，李鸿章只要不愿意接受的，便常常“打痞子腔”，敷衍过去。恭亲王一本正经地写信向他征询意见，李鸿章也一本正经地表示认真斟酌，转身却嗤之以鼻，认为洋人的要求，不过是为了“多用教练多发财耳”。他拒绝了法国人的要求，绝其非分之想。因为他明知总理衙门也不想让外人侵取中国军权，只因应付不了，才推给地方，由地方唱黑脸。

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信说：“彼（洋人）不与薛公说话，专与鸿章饶舌。鄙意百事皆可遵依，惟教练不能多添，银钱不能多索，听其缠扰，亦不决裂。” 李鸿章的办法是：由你奸猾似鬼，任你舌灿如花，我就紧守两条——人不能多进，钱不能多给。“听其缠扰，亦不决裂”八个字，把一个痞子的形象，活脱脱勾勒出来。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李鸿章深知曾国藩对洋人有戒心，故意这么说，好使他放心。这就是对上司打痞子腔了。

曾国藩始终反对把军队交给洋人训练，他在许多信函中，喋喋不休地告诫李鸿章：“派兵交洋人训练，断不可多，愈少愈好。与洋人交际，孔子忠敬以行蛮貊，勾践卑逊以骄吴人，二义均不可少。形迹总以疏淡为妙，我疏淡而足以自立，则彼必愈求亲昵，此一定之情态也。” 所谓“疏淡”，就是以柔克刚，与他传授给李鸿章的“挺经”，精义恒相条贯。李鸿章活学活用，不仅用来对付洋人，也用来对付自己的老师。在“挺经”左边一点是绕指柔，右边一点是痞子气，中间只隔一线。事实上，同治元年（1862）、二年（1863）、三年（1864），李鸿章一面说教练不能多添，一面不停引入外国教练。

同治元年（1862），淮军中已有多名外国教练。来自法军的军官毕乃尔（Penell）、来自常胜军的吕嘉（Rhod）和退伍军人李锡增（M.J.Wooley）在铭字营中任教。由于双方语言不通，文化相异，训练方法也迥然不同，经常发生矛盾，甚至有淮军士兵因为受不了而逃亡。李鸿章承认：“即如外国人教练洋枪队，口号难解，领会稍迟，鞭挞立加，情谊不属，于是愿者逃亡，黠者争论。”

但他并没有因此动摇，反而更加坚定地在更多营中推广洋教练。同治二年（1863）是淮军引入外国教练最多的一年，从常胜军中引进了英国军官白礼（Bailey）、金思立（Kiegsley）、美叙罗殿（M.Lowden）、马格里（H.Macartney）、司瑞里（W.Winstanley）、道能（Danyells）等人，还有多名未留下姓名的外国教练，分别在开字营、盛字营、松字营、会字营、春字营等处负责训练官兵，但李鸿章决不让他们掌握指挥权。

李鸿章对外国武器所表现出来的热情，高涨得让曾国藩受不了。李鸿章自从接触到洋人武器之后，就像小孩子迷上玩具一样，爱不释手，逢人就说，他对大炮（炸炮）尤感兴趣。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时常大篇幅地详细介绍西方武器，而不顾民族自尊心极强、极要面子的曾国藩有何感受。其中一封信写道：

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其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独未能扎营住帐房，又临敌审慎，胆气多歉，此则不及中国好兵耳……盖常胜军粗立战功，仅赖几件炮火，何伯、华尔等摒凑而成其勇，并非精强也。常熟投诚之贼，陆续来沪求救，但求拨洋兵数百，炸炮数尊，贼必解围而去，是贼亦徒震于炸炮之名也。鸿章亦岂敢崇信邪教，求利益于我，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程学启、郭松林等，皆坚僻自是，不肯求教；刘铭传稍稍解悟，又急索真炸炮、大炮不得。若驻上海，久而不能取资洋人长技，咎悔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