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黄翼升率水师乘吴淞江的潮水进击，从黄昏一直激战至深夜。四更后，风狂雨骤，黑幕四垂，唯见淮军的炮火，把天际照得一闪一闪。天亮时，太平军已人去营空，遗下一地狼藉。初四，太平军试图反攻，但在野鸡墩又被击退，并一路退过南翔。李鸿章奏报：“初五日追过南翔，贼已退向嘉定而去，沪防一律肃清。此初二、三、四等连获大捷，力解北新泾围之实在情形也。”

此役淮军伤亡两百余人，亲兵营营官韩正国负伤，延至八月十四日不治。表现最突出的是程学启，他能攻能守，勇不可当，李鸿章称赞他“可统四五千人”。

这一仗，洋人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李鸿章写信给曾国藩说：“洋人声称发兵，迄未见一兵与贼交锋。”而他秉持老师“疏淡”之旨，“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出队帮忙，渠固不能无忮心”。李鸿章喟叹：“然供给华尔月七万，洋人会防约八九万，皆丝毫不可缺，洋人尚谓无权，其非侵夺占踞不止矣。”他在信中说：

鸿章在此带兵，止尽我分内防剿之事，番酋来商则礼敬之，其不可行者亦未便曲从。近日番酋均不来营，谨受吾师与薛觐翁疏淡之旨，每从旁探询，洋商于敝处有感无怨，番酋亦无见怪之处……陆路迎敌交仗，断非洋兵所宜，鸿章亦不敢求他，既输下气且长骄志。关税尽若辈撮弄，兵事须自为主张。

北新泾之战后，曾国藩已经意识到，上海离不开李鸿章，也没有人能取而代之。他终于不得不放弃要李鸿章去镇江的想法，在八月初五的日记中，他无奈地写下：“镇江暂不可战，沪上不可离李。” 几天以后，他把这个意思上奏朝廷：“以目下而论，李鸿章有万不可离沪之势……所有镇江防务，应始终责成冯子材，耐苦坚守，不作出剿之计。”

这一次“挺经”与“挺经”的较量，最后以老师向学生让步告一段落。

闰八月，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奉命回国。他与李鸿章会面时，主动提出让新任提督固伯（A.L.Kuper）与李鸿章合作，重新夺回嘉定。李鸿章猜测，这是何伯试图挽回四月间因嘉定退兵丢失的面子。

霜降以后，天气渐寒，往年这时节乡下开始收挖山芋，但这时的江南水乡，战火纷飞，兵荒马乱，只见“霜降一过百草枯”的肃杀气象，而不见“薯类收藏莫迟误”的热闹情景。淮军亲兵营、桂字营、介字营、建字营约三千人，会同英法军队约二千三百人、常胜军一千五百人及英法教练与会防局炮勇千余人，车辚辚马萧萧，踏着清晨的薄霜，分路挺进。九月初一，抵达嘉定城下。

初二，天蒙蒙亮，攻城战打响了。李鸿章记述：“初二日卯刻齐开大炮，炸炮轰塌南门城垣四十余丈。守贼不支，遂冒烟竖梯爬入，我军队伍在西北门兜剿，贼冲突不得，擒斩投诚极多。”淮军顺利收复嘉定。李鸿章命况文榜、熊兆周、梁安邦三营驻守嘉定；程学启带三千人马，驻守黄渡，以扼昆山、嘉定、青浦中枢要隘；滕嗣武领千人进驻青浦，以水师守住河道。各营深沟高垒，储粮积药，防备太平军的反攻。

果然，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九月中旬，谭绍光率十万太平军，猛扑四江口一带，只见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黄头巾层层叠叠，像山崩一般涌来。淮军刘士奇、郑国魁两营被重重包围，程学启、李鹤章两营火速赴援，苦战十几天，反复冲突厮杀，淮军伤亡四五百人，也不能解围。当时的形势，十万火急。九月二十日，李鸿章亲自领军赶到，调浦东刘铭传部四五百人常胜军千人，约定二十二日会战。

李鸿章面对二十倍于己的太平军，除了像华尔那样，抱必死之心之外，已无其他的出路。他把淮军分为三路，程学启居右，刘铭传居中，郭松林居左，各营将领举行誓师会，气氛悲壮。李鸿章“与诸将誓曰：我军以四五千余人，敌十万之贼，拼命血战，在此一举，临阵退缩者，杀无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