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是湖南人，当时他因为在山东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事宜，触及了一些人的利益，遭到参劾，降二级调用，托病回籍休养，已赋闲两年。三四月间，他听说李鸿章想调他去江苏，便写信给曾国藩极力推辞：“少荃中丞奏调之议，万求谕止之。顽钝褊迫如鄙人，岂复能堪世用。而繁为之词，以虚名相耀，只益恧耳。”

若设身处地为郭嵩焘着想，当不难理解他的迟疑——他很可能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刚辞职的杨坊，是一个从绸布店店员混到洋行买办，又花钱捐了个候补同知头衔的人，凡正途出身的士大夫，对这种人都会有些看不起；二是郭嵩焘与李鸿章是同榜进士，在咸丰十年（1860）因山东事情遭参劾以前，他的际遇比李鸿章要好。现在让他在同年手下，接一个捐纳的班，面子上很不好看。

郭嵩焘在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始知少荃中丞已于四月廿八日具奏，以江苏监司请旨简放，随于五月一日简放苏松粮道矣。” 他写信给李鸿章，表示不愿做这个官。信中自称“嵩焘之才，人知其不足矣，多病迍邅，精气消耗。至于旦所经营，未晡已忘，心所注措，出言屡误。两事并集，缓急只益其仓皇；群宾在门，迎饯亦为之颠倒”。大有刘备学圃韬晦，却被曹操说破英雄之势。最后他说：“诚恐大人荐言之雅，徒累虚声；知赏之深，或乖时用。用敢直陈所志，冀荷矜全。谨当请示中堂，乞情解职，再行具详上达耳。”

但李鸿章以当大有为之时，必得非常人之佐，求贤之心，不胜迫切。双方书信频繁，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也殷勤劝驾。曾国荃写信给郭嵩焘：“以阁下之道德文章，无论出处，皆足以信今而传后，与其寂寞久处，为独善其身之谋，何若随遇而安，究可兼善于人乎？少泉（荃）中丞本血性男子，明敏直爽，罕有其匹，具办事之识，有任事之力，肯受商量，最可以相与有成。吾谓平吴乱者，必公与长公（曾国藩）、少泉（荃）耳。公何至今犹恝然无意乎？请更为熟计之。”

郭嵩焘无奈之下，只好答应去上海，却仍不愿意就职，他写信给曾国藩说：“六月十六日连奉钧札，由长沙还家，稍稍料检，以便起程。自惟精力短乏，无可成就，此由天限之，不可以人力扶掖。近年以来，尤畏官人……少荃中丞岂能度外容此野逸，与其共事而有参差，何如先期而自审量。此官之不可就，前缄已略陈，俟到皖时再候钧示，以取进止。”

他似乎担心与李鸿章共事，会有“参差”。这种复杂的心理，在给湖南同乡刘蓉的信中，表露得更加清楚：“鄙人非无意于世者，而不能委曲以事人。涉世数年，誉者或过其实，毁者亦失其真。得失颇自知之，可以为知县，而断不可以为府道……使此十年中精力稍足自给，能任军旅效奔走，亦奚似今日耶！废吾读书有用之日月，以俯仰从人；名业无成，心迹交屈，此所不能甘耳??

湖南七月几乎天天大雨，郭嵩焘就天天望天挠头，在乡间一直犹豫到八月初，实在拖不下去了，才乘船赴皖。八月十四日抵达安庆，与曾国藩和一众官员见面，每天应酬，又盘桓至次月初十，此时李鸿章派来接驾的船已到安庆，他再无理由不走，才勉强登船赴上海。曾国藩临别赠他一副对联：“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益；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十三日，郭嵩焘抵达洋泾浜。李鸿章望穿秋水，总算把他盼来了。经过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等人一再劝勉，八月二十六日，郭嵩焘终于接任苏松粮道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