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近代，西方很多人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包括我们很崇拜的思想家黑格尔、马克思。有一个叫波丹的，是法国16世纪的历史学家，他有一个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必须要适合这个国家的民族心理才能巩固，而民族心理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可以说是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讲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与地理环境、气侯条件、土壤性质都有关系，这些东西甚至决定着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他说，世界的“南方”气侯炎热，有广阔的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这种地理环境有利于专制大国的发展，四大文明古国都是一些专制大国。为什么这种地理环境有利于专制大国的发展呢？他讲了一些因素，比如说平原不利于防范外族入侵，土地肥沃就适于种庄稼，搞农业，分工不发达。反之，“北方”地区很严寒，多山地，很贫瘠，那里的人很能吃苦；产业方面搞农业不行，就得搞工业，搞其他经济活动，于是分工就发达，这就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发展。孟德斯鸠还说，居住在海岛的人爱好自由，爱好独立，而它的地势也使得它可以免于遭受侵略。

我们再看黑格尔的观点。他说，有三种地理环境可以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第一是干燥的高地和高原、草原；第二是平原、大河流域；第三是沿海地区。这三种地理环境可以造就三种不同的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不同，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也会有不同影响。他说，世界的文明都是产生在温带而不是在热带，也不是在寒带，如北冰洋地区就不可能有文明，爱斯基摩人不可能有高度的文明，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地方，人们要用主要的精力应付自然环境，创造文明的能力、动力就少了；热带如黑非洲也不可能有很高级的文明。

马克思其实也是这个观点，他也认为人类历史和自然环境关系很大。例如他说，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自然地理条件有很大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个特点就是人要支配自然，搞农业是顺应自然，搞工业就是要对自然条件进行加工、改造。因此，如果一个地区自然条件非常富饶，那么人们就会依赖于自然，就不会想到去支配。马克思的原话说，这种自然条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依赖于自然，就不会有资本主义。所以马克思说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也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一个地方农业生态条件很好反而产生不了资本主义，反倒是那些穷的地方、自然条件不好的地方，人们谋生的方式有差异，你生产这个，我生产那个，搞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发达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就有了基础。恩格斯也是这种观点。他对比旧大陆和新大陆，说欧亚大陆的自然条件使得它有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如牛、羊、马，有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谷子、小麦、稻子、豆子等等，但美洲新大陆只有一种动物适于驯养，就是羊驼；只有一种谷物适于种植，就是玉蜀黍。正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使得这两个半球上的居民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地理条件不一样，历史就走上了两条道路。

我们上面想要说明的就是一个问题，即地理环境对文明发展确实有非常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