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天，我从公立学校毕业了。这时我已成为了一个成熟有思想的年轻人。脑袋里的想法都相当深刻。在我眼中，未来就是上医校，我想要成为一名医生的想法还是和以前一样强烈，从未改变。毫不夸张地说，我觉得行医就是上天派给我的使命。还有什么职业能比治愈伤痛、给予无助和痛苦的人以希望和安慰的医生更好呢？

但现在还是父亲说了算。那天晚上他独断专行地为自己的三个女儿决定未来的场景，和上次饭桌上的争吵如出一辙。他决定送伊娃去女子进修学校，埃丽卡去苏黎世读预科。至于我呢，父亲再次重申要让我进他的公司当秘书或是记账员。他还自以为是地跟我说他给我提供了多么好的一个机会，根本不考虑我的想法。他还说：“机会的大门在为你敞开着。”

我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并再次重申我绝不会接受那种监狱般的生活。我拥有成熟创新的思想和不安分的天性，我宁愿去死也不要每天坐在办公桌旁。

父亲一下子就火冒三丈。他根本没兴趣和别人争论，更别说是小孩了，小孩知道什么！

“如果你觉得这份工作不适合你，那你就给我打包去当女仆。”他恼羞成怒地说道。

饭厅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我不想和父亲吵架，但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在抗争他为我选择的未来。我考虑着他给我的两个选择。我当然不想去当女仆，但我想自己决定未来。

“我愿意当女仆。”我话音还未落，父亲就“砰”地一摔门走进了书房。

第二天，母亲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广告，日内瓦湖畔的罗米利村（Romilly）里有个讲法语的有钱的教授遗孀，想要找人帮忙打理家务、照顾三个孩子和宠物以及整理花园。我得到了这份工作，并在一周后就动身了。妹妹们对于我的离开感到非常难过，根本没法去火车站送行。我拖着一个几乎和我一样大的旧皮箱，跌跌撞撞地在火车站里走着。分别前母亲给了我一顶宽檐帽搭配我身上穿着的羊毛衫，并且让我再重新考虑一下。虽然还没出发我就已经开始想家了，但我还是倔强地不肯改变主意，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一下火车看到我的新主人——佩雷特夫人（Madame Perret）和她的三个孩子——我就开始后悔了。我讲的是施维策尔蒂希语[在瑞士大部分地区或州内，最通用的口语是从德语衍生出来的所谓施维策尔蒂希语，意为瑞士德语。]，她一听就很反感。“我们只讲法语，”她说道，“现在就开始。”夫人是个大块头的女人，脾气很坏。本来她是教授的管家，但教授的妻子去世后她就嫁给了他。教授死后她继承了他的一切，除了他的好脾气。

遇上这样的主人可真倒霉。我每天都要从早上六点一直工作到深夜，每隔两周才休息半天。早上要起床给地板打蜡、擦拭银器，然后还要采购、煮饭、侍候主人用餐，一直忙到傍晚，夫人半夜的时候还总是要喝一杯茶。等到最后我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小屋时，通常都是倒头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