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没像他的同事那样建议我去芝加哥，而是邀请我来他的实验室上班，我接受了他的邀请。

马戈林教授是个严厉苛求的老板，但他分配给我的关于心身性疾病的研究工作，是我在丹佛做过的最充实的工作。有时我的工作只是把教授从其他部门搜罗回来的零散的电子设备组装起来，但我依旧做得很高兴。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的试验团队中包括一个电气技师、一个不错的勤杂工，还有一个忠心的秘书。实验室里面则装备了各式各样的仪器设备——测谎仪、心电记录器等。马戈林教授喜欢探测揣摩病人的想法、感情和病理之间的关系，他也使用催眠术，而且相信轮回转世。

我把工作上的满足感也带到了家中。曼尼在神经病理学系做讲师，很受器重，对此他也十分满意。我们的家和我从前想象的家庭生活一模一样。我在房子外面打造了一个瑞士风格的假山花园，栽上了一棵云杉树、一些阿尔卑斯花卉，还有我来美国才看到的美国雪绒花。周末时，我们就带肯尼斯去动物园，或是去落基山脉（Rockies）远足。在社交生活方面，我们和马戈林教授以及他的妻子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夜晚，我们欣赏古典音乐，并且一起探讨各种话题，从前世理论到弗洛伊德精神学说，无所不谈。

这段时间不如意的事情不多，但对我们家庭的打击都很大。1964年，来丹佛的第二年里，我又怀了两次孕，但都流产了。失去孩子已经让人感到很难受了，但越来越强烈的挫折感却让人更难以应对。我和曼尼都希望再为我们的小家庭添一个宝宝。我已经有了一个小男孩，如果上天对我够仁慈的话，我还想要个小女孩。我打算继续努力。

马戈林教授经常出差，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告诉我他要去欧洲待两周。我以为他还是像以前我们在一起追忆四处旅行的青年时代那样，叫我来也只是想要和我聊聊各地的城市和景点而已。但今天他却突然指派我代替他去医学院上课——他一向让人捉摸不透，这是他的典型作风。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马上冒出了冷汗。

这不只是荣誉不荣誉的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马戈林教授是一位妙趣横生、生动活泼的演讲者，上课的时候他就像在表演一场个人知识秀。他的课最受医学院的学生欢迎，吸引了大批听众。我怎么可能替他上课？无论听众多少，我在人前讲话的时候总是畏首畏尾，缺乏信心。“你有两周的准备时间。”他鼓励我说，“我讲课没有提纲，如果需要的话就看看我的文件资料，随便选你喜欢的主题就行。”

我感到十分惊慌，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接下这个任务。接下来的一周，我天天泡在图书馆里，一本接一本地查资料，想要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原创主题。我对传统的精神病学理论并不感兴趣，不支持为了让病人变得“易于掌控”而给他们用药。我也不想谈太专业的话题，比如说关于精神病类型的问题，因为毕竟不是所有来听课的学生都只对精神病学感兴趣。

但无论如何，我得讲满两个小时。我想要找一个能表达我对未来医生期望的题目，说说他们需要了解哪些关于精神病学的知识。整形外科的医生对什么感兴趣？泌尿科医生呢？我的经验告诉我，大部分医生都会和病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会和病人交往过密，但他们必须要面对病人入院时产生的那种简单直接的感情——恐惧和不安。他们需要把病人当成自己的同胞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