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就像是在耍杂技，连弗洛伊德和荣格也要为我捏一把冷汗。除了要勇敢面对芝加哥市中心拥堵的交通，我还要找个管家，跟曼尼争取开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账户，以及去商店购买日用品；除此之外，我还要准备讲义，并承担精神科对其他部门的联络工作。有时我觉得自己实在没法再多承受一点点负担了。

但1965年的一天，有人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来自芝加哥神学院（Chicago’s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四位男士向我做了自我介绍，称他们正在研究一篇论文，主题是“死亡是人类需要面对的最大危机”。他们不知从哪里弄到了我在丹佛第一次上课时的讲义副本，有人告诉他们我也写过一篇相关论文，不过他们找不到我的论文，所以就直接来找我了。

我告诉他们我根本没写过这种论文，他们听了十分失望。不过我还是请他们坐下来和我聊聊。听到神学院的学生对死亡和濒死的主题感兴趣，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他们和医生一样，有足够的理由去研究死亡和濒死，他们也要面对濒死的病人。当然他们对死亡和濒死也有一些独到的问题，光靠读《圣经》是没法解答这些问题的。

神学院的学生们承认，当人们问起关于死亡和濒死的问题，他们在回答时感到十分无助、困惑。他们根本没和濒死的人聊过天，也没见过死人的尸体。他们想问问我知不知道要如何去获得这种实践经验。他们甚至还提出要在我探访濒死病人时从旁观察。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正在推动我进一步地进行死亡和濒死的研究。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一直在想，我所担任的联络工作给了我很多机会，让我得以接触到肿瘤科、内科和妇科的病人。一些病人得了不治之症，其他病人则独自坐立难安地等待着接受放射性治疗、化疗，或是只是拍一张简单的X光片，但他们全都心存恐惧，感到迷茫、孤独，极度渴望能有另一个人来为他们分忧解难。我很自然地做到了这一点。我只需要问一个问题，他们的心声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倾泻而出。

于是查房时我在濒死的病人中调查了一番，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和这些神学院的学生们谈谈。我还找了其他几名医生，询问他们有没有在诊治濒死的病人，但他们都一脸厌恶地回绝了我。有一位医生负责的绝症病人是全院数量最多的，他不仅拒绝让自己的病人和别人聊聊，还谴责我试图“利用他们”。甚至没几个医生承认自己的病人快死了。也许是我说得太直白了，我应该更婉转更圆滑地提出自己的要求才对。

最后终于有位医生提到了他病房里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患了肺气肿，活不了多久了。医生的意思大概就是：“试试这个人吧，但别伤害他。”我立刻就走进了这位老人的房间，来到了他的床前。他身上插着呼吸器，看起来非常虚弱。但他正是我想要找的人。我问他是否介意明天带四个学生来这问他一些有关当前感受的问题。我觉得他理解了我的意图，不过他建议我立刻就把他们带来。“不，”我说道，“我还是明天再带他们来吧。”

我错在没有听他的话，他想告诉我时间不多了，但我却没听进去。

第二天我把四名神学院的学生带到了他的房间，但那时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了，就连一句话都说不清楚了。不过他认出了我，并且按了按我的手，表示他知道我们来了。一滴眼泪划过他的脸颊。“谢谢你的努力。”他喃喃地说道。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后，我就带学生们回到了办公室。刚到办公室，我就收到消息说，那位老人刚刚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