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以后，我在读报纸时，看到了一篇关于那个来自灯塔的小女孩海蒂的报道。长大后的海蒂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钢琴家，正在进行首次公演。当地的评论家都对她的天赋赞不绝口。我立刻和海蒂的母亲取得联络，她骄傲地告诉我自己是如何含辛茹苦地抚养女儿，然后突然有一天，海蒂就开始展露自己像花儿绽放般的音乐天赋，而她母亲则把它归功于当年我一番鼓励的话。

“我差点就抛弃她了，”她说道，“其他人都劝我那么做。”

我和家人分享了这些振奋人心的故事，并且希望他们不要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属于自己的。人生无常，每个人都要和命运斗争。这就是我们得到启示的方法。有些从一出生起就要开始和命运斗争，他们是所有人当中最特别的一群，应该得到最多的关爱和同情，正是他们让我们知道，生命唯一的目的就是去爱。

不管你信不信，居然还有人真的认为我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克莱门特·亚历山大（Clement Alexander）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Macmillan publishing house）的一名编辑，不知怎么发现了一篇我关于死亡和濒死研讨会的小论文。他看过之后就飞到了芝加哥，问我是否想出书写一写我和濒死病人们的故事。我被吓得目瞪口呆，连他在合同上签字，提出写五万字付七千美元稿费时，我还没缓过神来。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花三个月的时间来写这本书。这对麦克米兰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但我签了合同后，就开始发愁要如何同时应对孩子、丈夫、一份全职工作和各种各样其他的事情，还要写一本书。我发现合同上已经给出了书名——《论死亡与濒死》，我喜欢这个名字。我给曼尼打电话告诉他这个好消息，然后就开始想着自己成为作家的样子，这简直太让人难以相信了。

但为什么不试试呢？我的脑袋里面塞满了病例和观测记录。一连三周的晚上，在肯尼斯和芭芭拉睡着后，我都坐在书桌前构思这本书要怎么写。然后我清楚地看到，我所有濒死的病人——事实上也包括每个失去过的人，都会经历相似的心理历程。一开始他们会感到无比震惊，对此矢口否认，接着勃然大怒、乱发脾气，然后便陷入悲恸和痛苦之中，之后他们就开始和上帝讨价还价。他们万分沮丧地质问道：“为什么是我？”最后他们缩进自己的小天地里，与世隔绝，希望能够求得内心的安宁，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并不是眼泪和愤怒未能博取别人同情所导致的认命）。

在来灯塔的那些父母身上，我很清楚地看到了这几个阶段。他们把生下一个盲儿视为一种失去——失去了他们期待的那个健康正常的孩子。他们会经历震惊、愤怒、否认和沮丧的阶段，在经过一些心理辅导后，最终接受那些无法改变的事实。

失去或即将失去某位亲近的人，会经历相同的五个阶段：一开始是否认和震惊。“我妻子怎么可能会死，她刚有了宝宝，怎么能就这样撇下我？”又或者他们会大喊道：“不，不会是我，我不可能会死。”否认是一种自我保护，是人们在面对突如其来、意料之外的噩耗时采取的一种正常健康的应对方法。它让人们能够考虑自己可能面临的最终结局，期待一切又恢复正常。

当否认已经无济于事时，人们就会用愤怒取而代之。病人们不再问为什么是我这种问题，而是开始质问：“为什么不是他？”这个阶段对于家人、医生、护士、朋友等人来说尤其难熬。病人的怒火就像是爆炸的铅弹一样，碎片四处飞散，击中他身边的每个人。他迁怒于上帝、迁怒于他的家人，迁怒于每一个健康的人。病人或许还会抓狂地尖叫起来：“你们可别忘了我还活着呢！”他的愤怒并不针对特定的某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