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结束时已几近午夜。大会的重点是？根本没有任何重点。结果呢？结果就是一腔愤怒和挫败。他们恨我。数名警察护送着我和我的助手离开了教堂，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农庄上才离开。我对朋友说没想到这些警察会这么好心。“傻瓜，那不是好心。”他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他们只是想确保民众今晚不会对你动手而已。”

之后我便成了众矢之的。去镇上买东西时大家都骂我是“喜欢黑鬼的家伙”。每天我都会接到恐吓电话：“你和你深爱的艾滋病患儿一样，都快要死了。”三K党[美国历史上和现在的一个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民间组织，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在我家的草坪上焚烧十字架，还有人朝我家的窗户开枪。最让我恼怒的是，每次出门车子都会爆胎，对于住在远郊的人来说真是太痛苦了。显然是有人在我的车上动了手脚。

有天晚上，我终于忍无可忍了，于是藏在农舍里面，盯着我那辆四个轮胎都完好无损的车子。大概凌晨两点时，我发现有六台小货车在农庄门前游荡，然后有人从车中扔出一大堆碎玻璃和钉子。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做得更高明一些。于是第二天我在车道尽头挖了一个大洞，然后装上了一个防畜栏，这样一来，那些碎玻璃和钉子就会掉到洞里面，我的轮胎就不会被扎破了。但我在河源村却越来越不受欢迎了。

一天我在外面干活时，一辆卡车放慢速度开了过来，司机探出头来大骂了我一顿，然后就一溜烟地开车走了。我看到他的保险杠上贴着一行字：“主耶稣是道路。”（Jesus Is the Way）但显然不是这种道。我感到十分沮丧，情不自禁地大喊道：“这里还有真正的基督教徒吗？”

一年后，我终于认输了。与我对抗的力量实在是太过强大了。不仅舆论一边倒地反对我，就连政府也拒绝批准成立收养院。除了不情愿地卖掉农庄，我别无选择，也没有力气再去抗争了。我最难过的事就是走进给孩子们准备的房间，看到一屋子的动物玩偶、洋娃娃，还有我亲手缝制的棉被和自己织的毛衣。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一间婴儿商店，而我却只能坐在床边放声大哭。

但很快我又有了新打算。虽然自己没法收养感染艾滋病的宝宝，但我可以找其他能收养的人来做这件事，这样就谁都不会有异议了。我整合动用了所有手头可用的资源——其中也包括我那来自全球的两万五千名订阅了“安宁之家”期刊的读者。很快我的办公室就变成了好像专门为家庭寻找孩子领养的领养机构。有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家庭一口气收养了七个孩子。最后我在全国找到了三百五十名充满爱心人士，领养这些感染了艾滋病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