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要求挑选最能反映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文件、讲话、文章等，选目难度较大。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央总学委的成员，参加编辑工作。因为已有前两部“党书”做基础，驾轻就熟，很快就完成了。《两条路线》也分上下册，所收文件起自1922年党的二大宣言，讫于1943年10月《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共收录文献131篇。最后印了2000套，分发的范围较广，不仅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人手一套，而且各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也差不多人手一套。此后，《两条路线》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材料。

关于“党书”的作用，毛泽东在1943年九月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9月7日至10月6日）上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时，作过简要的论述。毛泽东说：“现在党内主要的危险是闹独立性，我们要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六届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说，目的是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慢慢觉悟。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在毛泽东的带领和直接教诲下，参与编辑和校对《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三部“党书”，对于胡乔木个人的成长，对于他全面系统了解党的历史，分清党内路线斗争中的是非功过，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为他后来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

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其中一项重要的决定是扩大《解放》杂志的编委会，胡乔木成为其中的成员。新的编委会由张闻天、博古、吴亮平、陈伯达、杨松、康一民、蒋南翔和胡乔木组成，仍由张闻天负总责，吴亮平为编辑主任。另一项重要决定是将《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名为《解放日报》出版。为此，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4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作出决定，同时确定博古担任社长兼主笔。5月15日，中央书记处发出毛泽东起草的通知：5月16日起，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通知要求：“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

根据中央的这一决定，新华社附属于《解放日报》，由博古为首的《解放日报》编辑委员会具体负责。《解放日报》社长是博古，总编辑是杨松。当时《解放日报》为四开两版。博古学习联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做法，每天发表社论。毛泽东经常被约请写社论。有的社论，毛泽东嘱咐胡乔木完成。同时，由于胡乔木的特殊位置和写作才能，胡乔木也是博古经常约写社论的作者。

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第一篇社论是《救救大后方的青年》。这不单是因为胡乔木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对青年情况熟悉，还因为他当时参加了《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的起草和修改工作。6月8日《解放日报》社论《救救大后方的青年》，正是配合中央青年工作决议发表的。胡乔木在社论中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青年“在物质上生活上受着煎逼，同时在精神上思想上更受着苛刻的压制”，而“不能安心读书”、“找不到自己所要做的工作”，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痛心和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