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一年，胡乔木身体力行，忙里偷闲，决心自己动手主编一套供五年制中学（分初中三年高中两年）用的语文教材《中等国文》。这件事同当时的形势、任务也是密切相关的。当时，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估计在农村根据地还会住很长时间。陕甘宁边区落实“施政纲领”以来，中等教育有了相当的发展。编辑出版一套《中等国文》，正是适合形势的要求和进一步落实“施政纲领”的需要。

1944年5月，胡乔木兼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因部长凯丰生病）。他这时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毛泽东准备七大文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一段时间工作不怎么忙，他就利用这个时机，主持编辑了一套由他全新设计的、供三年制初中用的语文教材《中等国文》。

胡乔木把这件事作为中央宣传部的一项任务，由他自己来做，同时指定在中宣部工作的两位有学识有才干的四川青年田家英和曾彦修做他的主要助手。他们两人的任务是在胡乔木指导下做出一些样品来，作为示范，由更多的人去完成。在1944年至1945年间，他让田、曾二人两次住到他的办公室附近，前后共约三个月时间，专事编写《中等国文》课本。在这三个月里，田、曾二人几乎天天向他汇报，听取指导。

《中等国文》课本至迟在1946年5月以“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的名义由张家口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涉县华北新华书店等印行第一、二册。胡乔木写了《本书的七点说明》（以下简称《本书说明》），印在书的前面。从中可以看出胡乔木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思想，以及这本教材的新颖构想和独特创意。

对国文教学的目的和由此而来的这本教材的编辑方针，胡乔木作了如下说明：“本书确认国文教学的基本目的，是对于汉语汉文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用途的掌握。在这个方针下，本书打破向来国文教材偏重文艺或偏重政治的缺点，一方面对于常见的各种体裁的语文兼容并包，使学者了解凡应用语文（包括一切说、写、读）的地方都是学习国文的地方；他方面将应用语文的若干重要规律的说明也列为正式课文，使学者知道语文也是一门科学，除选读成文外，也可能和需要用一般科学的方法来学习。”从《本书说明》提出的两个“掌握”（基本规律和主要用途）可见，胡乔木对语文教学目的的认识是深刻而切实的；从《本书说明》提出的“凡应用语文的地方都是学习语文的地方”、“语文也是一门科学”这两个新颖的观点来看，胡乔木对语文和语文学习的性质的认识也是深刻而切实的。而由此提出的打破两种偏颇、选编两类课文的主张，是富有独创性的。

基于这样的方针和原则，提出说话、写作的基本要求“不是美丽而是合于实际和逻辑”。由此出发，“为了适应学者的实际需要和读写水平，本书并没有选很多‘名文’，却选了很多朴素平易的文字，在不足时还由编者写了若干篇以为补充。说明语文规律的课文，全部是编者写的。这些文章不但形式上与向来的文法教材不同，内容上也不全一样，特别是由实用出发而不由定义和公式出发。”这种做法，的确体现了“力求贯彻反对一切党八股，反对一切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原则”。但同时，这本教材“对于各类文学的作品，仍给予应有的注意；因此，文学的欣赏虽非本书的重点，但全书各册中文学与非文学的成分大体上仍保有适当的比率与安排”；选入这本教材的读文“除着眼于国文教学的价值即语文规律的价值外，同时着眼于政治的价值与一般知识的价值；这是任何一篇文章的三个方面，国文教学的基本目的虽在第一个方面，但对后两个方面决不允许忽视”，所以，“读文绝大多数是新民主主义的，但为了某些需要，偶然也选一两篇比较旧的东西（例如王尔德的《安乐王子》，《桃花扇》的《哀江南》，《三国演义》的《隆中对》），……相信这些不至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