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蔡元培聘他入北京大学，主印度哲学教席。他深知，佛家讲苦，儒家重乐，而众生是追求喜乐的。于是，他对蔡元培说：“除替释迦、孔子发挥而外，不再做旁的事。”又开设儒家哲学课。

新文化运动开始了。孔孟儒学“累累如丧家之犬”。1920年，他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公开提倡儒学复兴，开启新儒家研究的先河。这样做，并非要开历史倒车，是因为他知道，佛家救心，儒家应世。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远离官场，走出书斋，致力实践。1931年，他携妇牵雏，前往山东邹平，开展乡村建设，力行观音无边的悲心，欲救民众于水火。日本侵华，此实践因战乱终告失败。

1938年，抗战伊始，他组织爱国人士，突破重重阻碍，从国民党统治地区奔赴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共同探究中国未来的出路。

国共两党冲突加剧，他与众知识分子形成“第三者力量”，居间调停，奔走于国内和平大计。1946年，特务暗杀活动频仍，闻一多、李公朴遇害。在公祭大会上，他以菩萨舍身的大勇气，呼唤第三颗子弹射向他。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选为新政协委员。1950年，他从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他，并共进晚餐。因他素食，毛泽东说：“我们也素食，统一战线嘛！”

其后，毛泽东多次找他共商国是。然而，他“不识大体”，在抗美援朝等问题上，直抒己见，终致不快。

1953年，在全国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学习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他为农民鸣冤叫屈，要党和政府关心农民问题（从今天的角度看，梁漱溟堪称中国“三农问题”的先行者），和毛泽东发生争执。毛泽东宣布，对他这样的“反动分子”“不施仁政”，他被轰下台来。

按照毛泽东指示，他的问题属于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也没有受到任何正式处分。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闭门思过的他，为众生慧命再次挺身而出，公开与当局唱反调——“主张批林，反对批孔”。他进而在政协小组会议上“为孔子辩诬”，遂招致近一年、一百余场的批判。他“不再申说，静听就是”，每会必到，到则沉默。

批判会中间休息时，他旁若无人，在政协礼堂前厅练太极拳。批判会告尾声时，主持人问他有何感想，他一字一句地回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此后，上面传下话来说，梁某人是不可改悔的反动分子，跟他纠缠会上他的当，让人“转移了大方向”。从此，没有人再与他对阵了。

……

在20世纪的时代热浪中，无论是上半叶的风云突变水深火热，还是中期群情澎湃如火如荼，梁漱溟都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

艾恺了解这一切，他想知道的是，“面对命运带给您的诸多打击，像和毛泽东的冲突，像对您的批判，像红卫兵……您有什么感想？”

梁漱溟端起杯子，喝了一口白开水，淡淡地说：“这对我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