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述鲁迅小说与俄罗斯文学的联系的过程中，我遇到的主要是下列两个问题：一、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所谓“旧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采取着过火的否定态度，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两个概念中塞进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例如，关于反映历史的本质和主流的问题，关于塑造高大的英雄人物形象的问题，关于描写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曰重大题材的问题，关于乐观主义或指出光明前途的问题，等等。持有这些观念，我们不但不能充分估价俄罗斯文学对鲁迅的影响（这些影响与上述要求几乎是相反的），而且也不能充分估价鲁迅小说自身的思想艺术价值。如若抛开一些具体的提法不谈，不难看到，二十年代末钱杏邨（阿英）便是循由这些观念走向了对鲁迅小说的否定的。后来我们虽然没有这样做，但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毛泽东同志对鲁迅做出的明确而又崇高的评价，就其实质而言，上述那些观念是能够走向对鲁迅小说的否定的，即使不是全部，亦可达到大部，首当其冲者便将是鲁迅最光辉的作品《阿Q正传》。二、关于民族化和民族形式的问题。长期以来，在不少同志的手里，这两个概念成了抵制外国文学影响的理论武器，而之所以如此，并非它们本身有什么错误，而在于人们在其中掺和进了与它们根本不相同的一些内容。例如，关于民族遗产的继承问题，关于民间文学的艺术形式的学习和运用问题，关于文艺大众化、文艺普及、通俗化、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问题……若将这些问题全都掺和在这两个概念中，岂不是说《三侠五义》比《红楼梦》的民族化程度更高、白居易的诗是民族形式的而李商隐的诗就不是民族形式的了吗？这势必也将走向对鲁迅小说的贬低。事实上，在我从事这一专题的写作时，正有人用这些标准否认《阿Q正传》的民族特征。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都以或明或暗的形式体现在我对鲁迅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关系的论述里。但是，说到底，这还只是一点“拨乱反正”的意思，而在内骨子里，它还充满着浓厚的机械论气息和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在那时，我还只是站在我认为正确的现实主义立场上，站在我认为合理的关于民族化和民族形式的理论立场上，而在这两个理论问题上，我却没有说出任何一句为前人所未曾说过的话。我并没有老老实实地深入到研究对象的自身本质之中去，我并没有以真诚的热情去寻找研究对象自身的特殊联系，我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在我研究对象自身中发现一点为我过去所未曾见过的东西，我的热情全部贯注在要用研究对象证实我已有理论认识的正确性上，我只是要把我固有的观念黏附到研究对象上去。不难看出，这正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方法，正是地地道道的机械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人们可以把任何一个理论信条贴到研究对象上去，即使我们能够做到使这个信条与客观对象相符合，那至多也只能够证明原有理论的正确性，而不可能丰富和发展已有的理论认识。我在这里收录了《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一书的“总论”，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它可以做一个供我们解剖的标本，以让我们了解潜入骨髓的教条主义和机械论会怎样表现在自己的文章里，又怎样以它无形的手扼杀着我们真诚的探索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