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源头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历史上曾有大量的讨论。在远古时代，人们认为天才是具有超自然或神圣特质的。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缪斯被认为是文学和艺术灵感的源泉。哲学家康德认为，创造具有独创性和典范性事物的能力是天生的，是无法教授的。18世纪颇具影响力的英国画家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则走了另外一个极端，他对英国皇家美术学院（TheRoyal Academy）的学生宣称：“凡事皆需目标明确的劳动，否则终将一事无成。”

虽然围绕这个话题有着太多的观点，但是第一次对其进行科学性的探讨是在1869年，当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发表了著作《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高尔顿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兄，他对达尔文的观点——遗传变异是自然选择的源头非常着迷，并相信类似的观点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人们的天赋千差万别。

他的证据不是来自遗传学（那时还没有现代基因分析），而是通过考察家族血统得到的。高尔顿通过伦敦《泰晤士报》中的讣告收集欧洲杰出男性的数据，表明“杰出”似乎是流淌在血液中的（至少对男性来说）。他发现这一点在很多领域都适用，包括政治家、军官、科学家、诗人、画家以及音乐家等。

最终，高尔顿不再满足于轶事证据，他决定着手研究人类智力的测量。在1883年伦敦举办的国际健康博览会上，他设立了自己的“人体测量实验室”，人们只需花3便士就可以测量很多方面的能力，包括“视觉和听觉敏锐度、色觉、眼的判断力、呼吸力度、反应时、拉力和握力、击打力、臂展长度、坐姿和站姿身高以及体重”。

高尔顿的关注重点在于“杰出的本质是什么”，虽然他也承认激情、热忱和坚持的重要性，不过他认为环境固然有影响，但是最重要的莫过于具有遗世独立的天赐才能。这个观点也颇受争议。1873年，法裔瑞士人、植物学家阿方斯·康多尔（Alphonse de Candolle）指出，西方文明社会里的杰出科学家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背景下往往能最出色地完成工作，从而表明了环境在培养基因表达中的重要性。

然而个体差异的问题依然存在。虽然康多尔的成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差异巨大的环境里成长的科学家会彼此不同，但是他的结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处在同一文化环境中的人们也彼此不同。环境差别是不是这个问题的唯一解释？基因差异到底有没有作用？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各自为阵激烈争辩，但没有定论。当时严重缺乏的是系统性的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