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政府请示中外合资经营金温铁路的报告曾在中央有关部委搁置很久，为此南怀瑾特地委派香港联盈公司总经理李素美和金温铁路工程指挥部总指挥杨国章，一同上京求教许鸣真老师，请他鼎力相助。南怀瑾明白，天下事都是如此，你看到了一个大前提，一个大远景，是造福国家和民族，但是大多数的人，看不到那么远。许鸣真曾在中央统战部工作，当过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儿子许永跃时在陈云身边当秘书，方便和各方沟通联系。在许鸣真的帮助下，有关批文很快得以完成。

所谓沟通，就是一个磨合、适应并逐渐建立起默契，达成统一意见和目标的一个过程。从1989年末开始，南怀瑾先生便频繁与浙江政府方面商讨金温铁路的修建计划，但两者的看法和关心的问题显然并不一致。浙江政府方面认为，金温铁路最关键的问题在资金，只要资金到位，那么，修建自然不成问题。但南怀瑾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有着更为细致、深刻的认识。何况双方的思想意识、行为观念也不尽相同，抱定的价值观也是不一样的，出现分歧也在所难免。在和浙江方面的沟通过程中，许鸣真也起了关键作用。双方最初在上海会谈建设金温铁路时，南怀瑾先生就是委托许鸣真帮助洽谈的。后来和浙江方面出现意见分歧时，也是许鸣真帮助协调的。如1994年因为中国银行不肯为金温铁路建设向国外银行贷款担保，金温铁道公司调整股份，引进铁道部出资参股，也是许鸣真从中帮助斡旋。

除了通过权威人士居间沟通外，借助书信往来，直抒己见，也是南怀瑾先生与各方沟通的重要手段。1992年11月22日，南怀瑾先生在给浙江政府领导柴松岳和刘锡荣的一封信中，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在贵方观念所急需的事，因立场不同，环境有异，贵方只要资金到位，铁路开工，便可万事大吉，其他确切不在考虑范围之列。其实资金不是问题，不需要怀疑，如果怀疑敝方资金有问题，贵方早应不该与敝方合作，另觅高明。与其老师等可知资金不是问题，那么，在开工所急需要的全线施工的计划书，及全线工程的明细价格估计书等，一直到了现在，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字，岂不为一大笑话。”这话似乎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双方的问题所在，有利于双方避免分歧，妥善解决问题。

在金温铁路上马伊始，金温铁道公司许多干部职工还不清楚自己的职责任务时，南怀瑾先生也是通过书信来沟通的。当时他曾给公司同仁写过两封长达近万言的长信，细致阐述了公司的宗旨、业务、组织、管理等事项。他在信中说：“我写此信致敬诸位同仁的目的，是在既已就位的岗位上，应认清本公司的宗旨、精神与工作方向，然后能在同一认知的目标，互相沟通各就各位努力，单独奋斗，通力合作。”目的清晰明了。

在20世纪90年代，电话、网络远远没有今天发达，当时南怀瑾先生与各方面的沟通主要是通过信件以及熟人转达。此外，他还有一个人特征鲜明的沟通方法，就是通过讲话录音来实现。在一些重要会谈和重要场合，南怀瑾先生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亲临现场，就事先把个人意见讲话录制好，让有关人员带到现场播放。这种录音沟通方法有许多妙用，一是不会因中间转达者过滤漏水，误传或漏掉个人的真实意见，具有真实性；二是可以留存备查，作为依据；三是避免一些面对面沟通时不方便表述的意见阐述。1992年9月，李素美、蔡世亮、姚永棣等到上海、杭州谈合作建设金温铁路事项时，南怀瑾就是通过录音讲话向浙江方面表达自己的意见。

组织机构越是庞大，领导者耗费在沟通上的时间和成本也就越多，南怀瑾先生深知有效沟通的重要性，所以他不厌其烦地写信、开会，为的就是提高工作效率，进而提高管理效率。通过各种有效途径的沟通，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与合作方的意见分歧，强化了公司内部的凝聚力，创造了和谐的外部作业环境，有力地促进了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