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我们把麦当劳视为一个具有研究价值的对象，也就是说，不做价值上的预设。这一做法是有风险的，它冒犯了学界对“人类学正确”（anthropological correctness）的维护。当我们在1994年的美国人类学会年会上发表初期研究成果时，就有一个资深学者质疑了我们的动机：你们难道不是在替企业做宣传吗？另一个则尖锐地质疑了研究经费的来源。我可以明确地说，我们没有从麦当劳公司及其东亚加盟者那里拿到一分钱的资助，我们从没向麦当劳筹款，也没有接受他们提供的任何资金。所有的研究者也不曾受雇于麦当劳或其他快餐公司。我们的研究经费全来自尽管捉襟见肘，但仍长期资助东亚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学术机构。读者自能从每篇文章的注释中发现蛛丝马迹。

认为麦当劳这类企业不值得深入研究的偏见，不仅有精英主义之嫌，也会束缚我们学科的发展。人类学者一直自豪于对全世界重大文化转型实践的研究。我常向研究生们重复这样的老生常谈：“田野调查意味着你必须和大家住在一起，做一样的事情，去一样的地方。”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去麦当劳用餐，光临商厦、到超级市场和影碟店购物。如果忽视了这些，人类学家将很快失去存在的理由。

在我看来，近来的理论风尚削弱了人类学家对普通人的兴趣与关注。而这本书则致力于扩展人类学的范围，将其重新定义为日常生活研究，所以，我们把研究放在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食物上。要告诉读者的是，食物只是其中一环而已。对于麦当劳、可口可乐、雀巢、家乐氏（Kellogg’s）、肯德基和亨氏的研究把人类学家引向了新的天地，一个由商学院、证券企业和国际咨询公司所主导的世界。在研究公司文化时，人类学家能创造出兼顾专业素养与大众兴趣的方式吗？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从日常的视角关注普通民众——那些享用麦香堡、可口可乐、玉米片的消费者。借助这一策略，人类学家可以把对特定社区或族群的微观研究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宏观或全球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这种全球化的议题在本质上是魅惑而有陷阱的，学者很容易浮光掠影地考察一些文化的外在现象，却忽略了像麦当劳这样的企业对民众生活的直接影响。有鉴于此，本书体现了一种有意识的追求，把全球（global）置于地方（local）之中。简单地说，我们的目标是探讨麦当劳的世界性体系（system）是如何适应这五个地方社会的本土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