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拉美的现实向文学提出的最严肃的课题就是语言的贫乏。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语言问题的关注，在拉丁美洲作家中并非个别现象。实际上，一代又一代的拉美作家一直在致力于寻找并创造一种有效的叙事语言，用来描述拉美的独特现实。大部分拉美作家都用西班牙语（也有人使用法语）写作，但拉美的西班牙语是融合了印第安语、黑人土语并在历史的延续中发生着重要变异的泛美语言。一个墨西哥人能够理解古巴方言，而一个古巴人对于委内瑞拉人的俚语也可耳熟能详。正是西班牙语自身的灵性可以使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作家随时对它加以改造：拆解并重组它的结构，改变词性和修辞方法，甚至重新创造出新的词汇，而这种“语言的游戏”不会妨碍交流与理解，这的确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不过，里维拉的《旋涡》却是一个极端的尝试，作者醉心于用方言写作，其结果是读者如不查阅词汇表，小说几乎难以卒读。拉美作家似乎很少去关注语言的纯正性和规范化，他们迷恋的是语言在表达上的力量、无拘无束的有效性，不管怎么说，拉美的西班牙语与早期的卡斯蒂利亚语、当代的西班牙语已经有了惊人的差异。我一直认为，叙事语言的成熟是拉美“文学爆炸”得以产生的前提之一。

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关注的语言问题，除了文字本身以外，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形式”，也就是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觉得有必要创造一套全新的叙事话语来适应拉美的现实。这一说法与詹姆斯·乔伊斯在倡导形式革命时的宣言如出一辙。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师承的欧美现代主义叙事大师，既不是詹姆斯·乔伊斯，也不是马塞尔·普鲁斯特，而是弗兰茨·卡夫卡、弗吉尼亚·伍尔夫、威廉·福克纳、海明威、胡安·鲁尔弗。卡夫卡教会了他如何通过寓言的方式把握现代生活的精髓，并帮助他重新理解了《一千零一夜》的神话模式，打开了一直禁锢他想像力和写作自由的所罗门瓶子。威廉·福克纳则给他提供了写长篇小说的大部分技巧，福克纳的那些描写美国南方生活的小说所充满阴郁、神秘的哥特式情调，坚定了加西亚·马尔克斯重返根源的信心，而福克纳那庞大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也在刺激着他的野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在追随福克纳，甚至还按照他的教导，尝试在妓院中写作。直到他有一天读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之后，福克纳的影响才有所抵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所受到的震撼是显而易见的，他忘记了摄氏40度的炎热天气，“犹如拉响了一根爆破筒”，海明威用简单、清晰的结构和语言把握复杂深邃的现实生活的天才使他获益匪浅。《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从叙事上可以看出海明威风格的直接影响。弗吉尼亚·伍尔夫同样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意义重大，后者在回忆自己阅读《达洛维太太》的经验时承认，这部作品开头对于马孔多镇的缔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是（轿车）里面确实坐着一位大人物；大人物正从这里路过，她隐身遮面，与平民之隔伸手可及，这些老百姓或许是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与英王陛下，即国家永不磨灭的象征近在咫尺；这个国家将来会被辛勤的考古工作者在时间废墟的挖掘中发现，当伦敦变成一条长满野草的小径的时候，当所有那些在这个星期三的上午匆匆行进于人行道上的人都变成白骨，白骨里剩下的几枚结婚戒指埋没于自身尸体化做的泥土和无数个镶过牙齿的金质外壳之中的时候，轿车里的那张脸将大白于天下。（转引自《马尔克斯传》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