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卡洛斯·马丁、建筑师爱德华多·安古洛·弗洛雷斯、泌尿科医生阿曼多·洛佩斯、卡洛斯·胡利奥·卡尔德隆·埃米达的两个女儿格拉迪斯大夫和苏尼大夫、阿多尔佛·戈麦斯·塔马拉律师的妻子和女儿玛丽娅·路易莎·努涅斯及玛丽娅·路易莎·戈麦斯·德阿吉雷等人用他们的陈述和提供的证件，不可或缺地补充并修改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锡帕基腊市度过的至关重要的四年的资料。然而，倘若没有卡洛斯·马丁意外地找到了一份首期《文学报》，这个17岁的中学生的文学与办报活动的材料就会不完整。《文学报》是作家和他锡帕基腊国立男子中学的同学们共同出版的刊物。

作家曾经在波哥大受罪似的学了短短两学年的法律，也就是在这期间，他更加坚定地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作家的朋友、老同学路易斯·比亚尔·博尔达和贡洛萨·马亚里诺帮助我再现了这段历史。记者比亚尔·博尔达是一位作品甚丰又乐于成人之美的报人，他主动热情地从报刊资料库里找到了1947年中期他与卡米洛·托雷斯发表在《理智报》副刊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两首诗。

阿尔丰索·富恩马约尔、古斯塔沃·依巴拉·梅拉诺、拉米罗·德拉·埃斯普列亚、马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亚、阿尔瓦罗·穆蒂斯、拉斐尔·埃斯卡罗纳、胡安·萨帕塔·奥利维亚等人耐心地帮我鉴别、更正、补充他们自己保存和别人提供的有关卡塔赫纳与巴兰基亚时期的大量材料，就是在这两个巨大变化的重要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成为真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阿尔丰索·富恩马约尔在1994年9月逝世以前，一直都以极度慷慨的来信补充他和我的第一次谈话。依巴拉·梅拉诺在跟我两年的通信中，回答了我的问题，直到我们毫无疑义地确定了他的朋友写完《枯枝败叶》第一稿的地点及年份甚至是精确的日期，弄清这一点是从时间上说明一系列事件的基础。马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亚和拉斐尔·埃斯卡洛纳给我叙述了生于阿拉卡塔卡镇的作家为了搜集记忆中的最初的根源，于50年代初期多次在巴耶杜帕尔省和瓜希拉省旅行的过程中一些十分有意义的情况。

关于1954年1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到《观察家报》社，至1967年5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表《百年孤独》这段漫长的意义深远的时期，许多人提供了与上述同样重要的资料。不过，说心里话，我得格外感谢科埃略市的阿尔瓦罗·穆蒂斯老师，他比谁都豪爽、耐心、知道得多。很多人认为他是马孔多镇那位缔造者的挚友和最爱戴的人，而我认为除了这些，他还是我在满怀激情撰写这部传记的过程中有幸遇到的最知情、头脑最清醒、最高尚无私的人。他使我更深入更清楚地获悉作家如何进入、离开波哥大那家报社，如何去欧洲并在那里奋斗，如何抵达、定居墨西哥，以及《百年孤独》之前的艰难岁月，创作它的最难忘的几个月和“穿越荒漠”以后获得荣誉的最初时刻。

何塞·萨尔加和阿尔贝托·萨拉梅亚两位记者为我提供了进一步资料，使我对哈克斯·希拉德和佩德罗·索雷拉已经研究得相当多的一个时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雕塑家罗德里戈·阿雷纳斯·贝坦科特使我窥见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当年在《观察家报》的几篇通讯中采用的写作方法。电影工作者费尔南多·比里给我提供了作家在罗马研究电影的几个月期间的珍贵资料。阿尔贝托·阿吉雷在马德里和麦德林对我讲述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第一版出版的经过。达涅尔·桑佩尔与何塞·路易斯·迪亚斯－格拉纳多斯让我得知了几个不同时期的一些零散然而翔实和确切的趣闻逸事及情况。阿德里亚诺·贡萨莱斯·莱昂和何塞·丰特·卡斯特罗向我叙述了作家在加拉加斯的一些情况。安赫尔·奥希尔和埃利塞奥·阿尔贝托·迭戈引导我回忆了作家在处于革命初期的哈瓦那的第一次逗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