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这些还不够似的，“复兴政权”两派组成的专制统治集团还强制推行知识和文学的一元化：他们的领导人不但是哥伦比亚的主人和最高行政长官，而且也是它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语法学家和诗人。他们如同马孔多镇的格兰德大妈，还要主宰“语言的纯洁性”和人们的思维与想像。这个政权的丑恶现象，实际上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用以塑造格兰德大妈这个人物的历史妖魔之一，她执掌着一个包罗万象、不合时宜、乖张悖谬的专制权力社会。

“复兴政权”的衰落与19世纪末一次严重的咖啡危机同时发生。国内外的诸多原因导致十年间一直很好的咖啡价格突然开始暴跌，严重影响了米格尔·安东尼奥·卡罗政府的关税收入。卡罗打算孤注一掷，便采取了历史性的财政和经济紧缩措施，这些措施使自由派和保守派中的少数派更加感到窒息。这场经济危机加剧了“复兴政权”的严重弊病带来的恶果，这些弊病是：对工商资产阶级的迫害；自由派无法通过自由选举进入国会（当时他们仅有一名国会议员，即乌里维·乌里维本人，他是在1895年的最后一次内战中赢得这个席位的）；政府在发行强制流通的纸币过程中滥用权力；操纵选举机器为现政权的候选人谋利；天天都在发生的腐败和贪污等社会痼疾。

在这种暴虐与腐朽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推迟点燃“千日战争”导火线的是1897年12月5日的选举闹剧。这样的闹剧在哥伦比亚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它后来被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进了《百年孤独》。

毫无疑问，这是哥伦比亚历史上最悲惨最血腥的战争。它完全摧毁了这个国家的居民、生产力和建筑物，给国民意识留下了仇恨、嫌隙和不公正的缺陷，最终导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个历史夙敌讽刺性地成了同一枚政治硬币上协同一致的两面，因为在哥伦比亚，就像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所说的，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惟一区别就是，一个5点钟去听弥撒，一个8点钟去听弥撒。

描述“千日战争”史的专著连加西亚·马尔克斯外祖父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必须深入回忆录、新闻报道、报刊简讯和他那些老战友的书信所构成的纷繁凌乱的丛林，才会发现他曾经在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将军的队伍里，在克洛多米罗·卡斯蒂略将军的麾下，横跨马格达莱纳、塞萨尔、瓜希拉等省份参加战斗。战争头几个月他就在这一带获得了陆军上校的军衔，后来他一直自豪地佩戴着军衔标志直到逝世。正如《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所描述的，他在后半生一直期待着领取战争结束时政府许诺给老兵的退伍年金。这并不是惟一的不幸，他执行一次十分危险的任务时，差一点儿和战友们（其中之一就是多年以后的决斗中他不得不打死的梅达多·帕切科·罗梅罗）一起被抓住枪毙掉。另外几次战斗中，他的对手不仅有他妻子一方的科特斯家族和伊瓜兰家族的人，还有众多私生子当中的两个年龄最大者：何塞·马里亚·巴尔德布兰克斯·马尔克斯和卡洛斯·阿尔贝托·巴尔德布兰克斯·马尔克斯，他俩受母亲的影响而属于保守党。所以，这场战争的每一次战役也是父子之间、叔侄之间、表兄弟甚至亲兄弟之间的战斗。

战争刚一开始的时候，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及其同伙被迫躲藏在圣玛尔塔雪山和奥卡山的山坡上，没有明确的方向，没有武器，没有经过训练，只是零散地骚扰敌军几下。可是当获得第一次后勤支援后，他们便离开藏身之地，并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几次胜利，例如1899年11月占领里奥阿查市。其实，他们之所以占领该市是因为在此之前胡安·马努埃尔·伊瓜兰（作家外祖母的表兄）和部下已经撤到了相邻的帕哈罗县，而正统的保守派正在犹豫是否在反对自由派的战争中与“复兴政权”的民族主义者联合。保守派两个分支的联合明朗以后，伊瓜兰家族的人便走了回头路，赶走了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的自由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