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数十年间幽闭在暗室里的私欲之火，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自由竞争中熊熊燃烧，并且展示了不可阻挡的燎燃势态。撰写编年史的人，都应该记住这个有意思的年代。众多的人在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与心理准备的前提下，被推入市场化变革的汹涌浪潮，而这个浪潮席卷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安全、政府权力等公共产品都差不多沦为商品，甚至人格、良知都几乎到了可以论价出卖的地步。由于缺少应有社会保障的铺垫，社会竞争高度白热化，人无时不在万分焦灼之中，担心自己成为一只无辜的羔羊，于是竭力表现出狼的特性来，街面上到处可以看到气势汹汹，甚至杀气腾腾的人。私欲的膨胀乃至最大化成为最理直气壮的事情，道德操守反成了迂腐和窝囊的标识，良知未泯的人差不多成了弱势群体，清高意味着对生存机会的自我剥夺。利用职位权力之便侵吞公共资源，被视为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于是，在恶质化的竞争中，有的人无所不用其极，人性最邪恶的一面表达得淋漓尽致。大量的豆腐渣工程和食品、药品、方面可怖的案件，记录了这个阶段人性的阴险叵测，而这种竞争持续的结果在进入2000年之后渐渐浮出水面。在许多人尚付不起治病救命的医疗费用时，有的人家里囤积着成吨位的现金，名下挂着上万平米的房产，金屋里还窝藏着数以百计的美妇。他们成为社会丛林里弱肉强食的老虎，威风凛凛，呼风唤雨，其引发的怨愤甚至将国家政权的公信力置于岌岌可危的地步，令仍然热爱着这个国家的人痛心疾首。

作为国家急剧转型和高速发展的代价，如此泥沙俱下的情况在所难免，况乎在一个人口如此密集、资源如此匮乏的国度。它让我们对人性有了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解。面对上述局面，有的人会为包括自己在内未获得贪渎机会的群体倍感不平，而横生打渔杀家的念头。但多情如我者，却对堕落在欲壑深渊不能自拔的人扼腕长叹。这些位高权重、掌握大量公共资源的人，混到这个份上都绝非等闲之辈，活着时堪称人中之豪杰，死了之后也大抵要去大铁围山周边做鬼雄。本应该铁肩担道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他们，却一头栽在铜钱与肉欲这个烂泥塘里，让身体里裹藏的人性灵光蒙受奇耻大辱，实在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每个时代都有其英雄人物，他们是木中之栋梁，人中之翘楚。但是，在一些时代，英雄无用武之地，以自戕的方式了却此生；在另一些时代，英雄们误入歧途，给接近他的人带来厄运。俄罗斯作家莱蒙托夫，曾经叙述十九世纪初俄国英雄的遭遇，《当代英雄》一书中的彼乔林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人心智超群，胸怀道义激情，深感沙皇体制的黑暗，不愿同流合污，渴望进入时代的广场改写历史进程，但却无法超脱社会与个人的局限，因而陷入精神的迷惘，找不到生存的方向与行动的目标，并在虚度昭光年华之后顾影自怜：“啊，目的肯定是有的，我肯定负有崇高的使命，因为我感觉到心灵里充满了使不完的力量，但我不知道这使命是什么；我沉溺于空虚而卑劣的情欲，我在这情欲的熔炉中锻炼得像铁一样冷酷和坚硬，却永远丧失了追求高尚目标的热情，丧失了人生最灿烂的年华。从那个时候起，我多少次扮演过命运之斧的角色！我像一副刑具，常常无冤无仇，毫无怜悯之心，落到注定要牺牲的人的头上……”彼乔林由迷惘而变得消沉，由消沉而变得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蔑视一切道德规范，以无赖的态度玩弄别人的纯真，给与他相遇的人制造悲剧，成了一颗灾星，并且最终给自己带来无法慰藉的痛苦。由于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所在，他最终只能是在孤寂之中成为社会的多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