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选择在曾国藩诞辰二百周年（2011年）之际出版这本书，是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几年来，我阅读他越深，对他的敬意越重。

因为这种敬意，二〇〇八年春天，我从长沙转了六次车，去了一趟湖南荷叶镇的“曾国藩故居”。

“富厚堂”院子很大，不见其他游人。一场微雨刚过，静翳清爽。虽然曾国藩生前没能亲眼见到这座建筑，但在兄弟和儿子的主持下，建筑中处处透着鲜明的“曾氏风格”：房屋举架很高，线条刚硬。墙的外面用青砖，内墙则是清一色的土砖。既轩昂厚重，又质朴简单。里面陈设简单，除了几张雕花大床外，家具多是农家风味。因为没有管理人员，可以随便在曾纪泽坐过的椅子上坐坐，静静地欣赏墙上他的手泽。

这座宅院的一大特点是后面圈进了半座山坡。沿着土夯高大院墙拾级而上，在后山上走了一圈，雨后的树木清香袭人，不知名的鸟儿叫声清脆。这种清幽，曾国藩朝思暮想，却没能享受到。虽然疲惫至极，但是多次的退休请求始终没有得到慈禧的同意，只能“鞠躬尽瘁”，客死他乡。

虽然“故居”名不副实，但我在这里确实感受到了曾国藩的气息。

对许多人来说，曾国藩的主要意义证明了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对于中国这个文化体来说，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中国式力量”。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在清代重臣中，他是第一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的人。这一高度，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没有达到。当然，另一方面，他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无法突破的极限，这一证明意义也十分重大。总而言之，他让我们对祖先五千年来积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以前的作品，主要致力于对文化传统中负面因素的批判。这本书，却是致力于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中温暖的一面。柴静的话说得很好：“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任何建设都需要寻找坚实的地基，我们无法和传统一刀两断，我们必须寻找接口。

熟悉我的读者会发现，这本书和我以前的作品写法上有很大不同。它少了许多感觉和议论，多了大量的资料和引注。我想做的，是尽量用第一手材料构建这个人，在细节中呈现这个人和那个时代。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二〇〇九年春天，明月同学不辞辛苦地带我去厦门大学图书馆查阅《湘乡曾氏文献》。当然，那位中年女图书管理员服务态度之差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曾经到上海师范大学，向王澧华先生当面请教。他的《曾国藩诗文系年》一书在曾国藩研究中至今仍然相当重要。我还曾坐火车卧铺远赴鸭绿江边，面对江对岸白云缭绕的青山，在自由研究者刘忆江先生“江边庄园”和他讨论曾国藩的种种细节。他的《曾国藩评传》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有分量的曾国藩传记之一。

当然，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葛剑雄教授。他“突破常规”，充分尊重我的兴趣和能力，同意我将曾国藩的经济生活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并给予了宝贵的指导。这使我依靠复旦大学图书馆的资源条件，集中精力完成了“左侧面”部分，在完成博士论文前，先“套种”出这样一本面对普通读者的书。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的注释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特别是应编辑的要求，为节省版面起见，在不影响普通读者阅读的情况下，引用岳麓版《曾国藩全集》的大多数引文时删掉了具体页码的注释。因为时间仓促和体裁原因，也有个别引文没能加注或没能准确加注，特别是“正面”部分。因为最初是给一本较为通俗的刊物写的，因而这种情况更多，只能敬请原文作者和读者原谅。按照我原来的设想，这本书还应该包括《曾国藩的心理特征》《曾国藩的亲情与友情》《曾国藩与湖南气质》等几个部分。由于时间原因，看来只能等几年以后再出这本书的续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