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省的正考官，这次四川之行，各笔收入，曾国藩都一条条记在账里。现存账本分内容如下：

入银数：

四川省城

公项二千四百两。

制台百两。（宝）

藩台百两。（潘）

道台吴（珩）百两。

道台张百两。

……

就是说，四川省财政给他补贴了二千四百两。除此之外，各位官员还以个人名义，都送他一些银子。比如四川总督给了他一百两，四川布政使和几位道员也都是一人一百两。这些加在一起，共计四千七百五十一两。这仅仅是四川一地所收，西安、保定等地也不可能一无所获。加上节省的途费，曾国藩此行收入当在六千两左右。

除了银子，还有各种礼物。曾国藩账中下一部分内容就是“入财料数”：

宝中堂江绸袍褂料两套，朱红川绸、川绸料四匹，隆昌夏布料四卷，湖绉四匹。

袁小城滇缎袍料二件，隆昌夏布八匹。

从四川回来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显然大为改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他在京中所欠的债务全部还清，大大松了一口气。账目册记载他这年年底还银共一千四百零六两。

二是他寄回家中六百两银子，用于还家中所欠。同时，又拿出四百两赠送族戚。

三是他心情很愉快，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他在家信中说：男自四川归后，身体发胖，精神甚好，夜间不出门，虽未畜车，而每出必以车，无一处待步。

四川乡试发的这笔财应该说不违反曾氏“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这笔收入虽然用今天的财政标准衡量是灰色的，实际上在当时却是公开的、合法的。事实上，在混乱的统治财政中，各层级的科举考试过程中都有一些没有加载国家明文的“合法支出”。晚清时期各省的学政每次监考，可以得到数额不等的“棚规”，其来源是考生所凑的用来贿赂考官的“份子”。这种“棚规”后来演变成定例，居然得到了国家的承认。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侍郎级（副部级）高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不过，即使贵为侍郎，不主动伸手捞钱的曾国藩仍然不富裕。

清代侍郎级高官，年俸一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但是随着交往等级的提高，开支也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四百两，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

曾国藩任职京官后，从未回过家乡。他在“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对弟弟说：“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虽然说了几次，但一直没有行动，可见自有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筹不起路费，不能回家。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帐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做了堂堂副部长，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不知今日读者读了这段资料，会有何感想。

咸丰二年，因为母亲去世，曾国藩回到老家，结束了十三年的京官生活。然而困窘并没有因此离他而去，当年在京所欠债务，多年之后才还清。

从曾国藩书信中判断，一直到同治三年，也就是离开北京十二年之后，曾国藩才把在北京欠的钱还清。同治三年，曾国藩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弟京居时所借西顺兴店萧沛之名光浩银项，……兹接沛之来信，索及前项，因从徽商吴惇成茶行汇兑湘纹银一千两，函嘱沛之约同江南提塘李福厚往取。”到这时曾国藩已经做了五年两江总督了。可见做了多年总督之后，曾国藩才有能力彻底将京官生涯的欠账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