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怪现状，是部队广泛经营第三产业。士兵们做点小买卖，军官们则玩大的。军官普遍动用军事装备来经商赚钱。比如鸦片战争时期任福建道员的张集馨记载：“漳郡城外有军工厂，每月督造战船一只，以为巡缉之用。其实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贾贩货运米，或赁与官府往来差使。”也就是说福建水师每月都会造一只战船，但是这些船都被水师军官租给商人贩运大米，或者租给官府用作官船，至于收入呢，当然就纳入军官们的私囊了。还有的地方部队靠出租军事用地赚钱。如浙江军队把自己的操场租给地方上用，因为操场处于城里，地段好，地价高。操场是用来训练的，这样就搞得军队没有地方进行训练。当然，晚清军队最令人痛恨的事，是他们走私护私，违法犯罪。在鸦片战争以前，广东水师就大肆收受贿赂，听任犯罪分子在海上走私鸦片而不管，有时甚至还出军舰为这些鸦片贩子保驾护航。

以上种种贪腐行为，大部分都是朝野皆知的公开秘密，但是在大清朝却长年都这样，难以取缔。主要原因，当然是清代军官收入也不高。清代高级军官，比如绿营提督，官居从一品，比地方上的总督级别还高点，每年的法定收入是多少呢？不过才八十一两，虽然此外还有八百八十两的养廉银，加到一起，年收入也不足千两。这点收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和官场应酬的需要。因为军队里面，盛行大吃大喝，这点工资还不够他们请客吃饭的，所以他们只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非法寻租。这些情况，从道光皇帝到咸丰皇帝都很清楚，但是皇帝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舍不得给军官们涨工资，所以这些非法收入已经成为军队中招待费的来源，如果取缔了这些收入，必然就影响军队的“稳定”。

因此，我们说，军队的“薄俸制”与文官的“薄俸制”一样，都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财政制度。从皇帝的视角来看，“薄俸制”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是件好事儿。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占小便宜吃大亏。

吃了什么大亏呢？第一个严重后果是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几乎为零。

清代中前期，军队还比较有战斗力，所以乾隆时代还创造了十全武功，打了很多胜仗。但到了曾国藩时代，国家正规军已经打不了仗了。道光二十九年秋天，俄罗斯有一位叫科瓦列夫斯基的外交官，出使中国，他在卢沟桥边参观了一次八旗军队的火炮射击训练。他在自己写的游记（叫《窥视紫禁城》）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景象：

他说本来观炮仪式是大清帝国军界的重要活动，规模盛大，层次很高，“即使皇帝不能亲自前来，也要派亲信要员前来观摩”。因此科瓦列夫斯基以为参加演习的士兵一定会精神抖擞，军容整齐。但来到现场，他惊讶地发现，八旗官兵精神状态非常散漫。他在书中说：“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聊天，还有的人在缝补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

等演习开始，科氏发现整个过程敷衍了事，毫不认真：“操演开始了……一位参领……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击便开始了。砰，大炮响了一声，炮弹根本没飞出去，就落在大炮旁边。参领放下旗子，表示射击很成功。”

这样的演习，简直就是儿戏。所以观摩之后，科氏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炮兵和欧洲的炮兵根本没法相比，中国人打炮和欧洲人只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大炮发出的响声是一样的，其他方面都不一样。”

这是俄罗斯人的报告。

中国官员的汇报也很让人吃惊。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冬，两广总督卢坤检阅广东水师。水师各营选出精兵强将，到总督面前比试武艺，比试什么呢，比射箭打枪。不料一场比试下来，几百个军人当中，有七十八人都脱靶了，也就是说一枪一箭都不中。有二百二十六人打了许多发，射了很多次，就中了一枪或者一箭，这个结果让卢坤大跌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