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很老，整整35周岁，十足的中年妇女了。就是按照联合国最宽松的年龄分段，也不能算作少年，故曰没有少作。

我生在新疆伊宁，那座白杨之城摇动的树叶，没给我留下丝毫记忆，我出生时是深秋，等不及第二年新芽吐绿，就在襁褓中随我的父母跋山涉水，调到北京。我在北京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但是我对传统的北京文化，并不内行，那是一种深沉的底色，而我们是漂泊的闯入者。部队大院好像来自五湖四海的风俗汇集的部落，当然最主要的流行色是严肃与纪律。那个时代，军人是最受尊敬的阶层，我上学的时候，成绩很好，一直当班主席，少先队的大队长。全体队员集合的时候，要向大队辅导员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充其量是一个孩子头，但这个学生中最骄傲的位置，持久地影响了我的性格，使我对夸奖和荣耀这类事，像打了小儿麻痹疫苗一般，有了强韧的抵抗力。人幼年的时候，受过艰苦的磨难固然重要，但尝过出人头地的滋味也很可贵。当然，有的人会种下一生追逐名利的根苗，但也有人会对这种光环下的烟雾，有了淡漠它藐视它的心理定力。

我中学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它是有十个年级的一条龙多语种的外语专门学校，毕业生多保送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学生进行的教育是长大了作红色外交官。学校里有许多显赫子弟，家长的照片频频在报纸上出现。本来父亲的官职很令我骄傲，我这才第一次认识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虚荣之心因此变平和了许多。我们班在小学戴三道杠的，少说也有20位，正职就不下七八个，僧多粥少，只分了我一名中队学习委员。不过我挺宁静，多少年来过着管人的日子，现在被人所管，真是省心。上课不必喊起立，下课不必多作值日，有时也可扮个鬼脸耍个小脾气，比小学时众目睽睽下以身作则的严谨日子，自在多了。不过既然是学习委员，学习必得争上游，这点自觉性我还是有的，便很努力。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那时的成绩单，所有的科目都是5分，唯有作文的期末考试是5-。其实我的作文常作范文，只因老师期末考试时闹出一个新花样，考场上不但发下了厚厚一叠卷纸，还把平日的作文簿也发了下来。说此次考试搞个教改，不出新题目了，自己参照以前的作业，拣一篇写得不好的作文，重写一篇，老师将对照着判分，只要比前文有进步，就算及格。一时间同学们欢呼雷动，考场里恐怖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我反正不怕作文，也就无所谓地打开簿子，不想一翻下来，很有些为难。我以前所有的作文都是5分，慌忙之中，真不知改写哪一篇为好。眼看着同学们唰唰动笔，只得无措地乱点一篇，重新写来。判卷的老师后来对我说，写得还不错，但同以前那篇相比，并不见明显的进步，所以给5-。我心服口服。那一篇真是不怎么样。

“文化大革命”兴起，我父母贫农出身，青年从军，没受到什么冲击。记得我听到“停课闹革命”的广播时，非常高兴。因为马上就要期末外语口试，将由外籍老师随心所欲地提问。比如你刚走进考场，他看你个子比较高，就会用外语冷不丁地问：你为什么这样高大？你得随机应变地用外语回答，因为我的父亲个子高。他穷追不舍：为什么你的父亲个子高？你回答：因为我爷爷长得高。他还不死心，接着问：为什么你爷爷高……你就得回答：因为我爷爷吃得多……外籍老师就觉得这个孩子反应机敏，对答如流，给个好分。面对这样的经验之谈，我愁肠百结。我的外语不错，简直可算高材生，但无法应付这种考试，肯定一败涂地。现在难题迎刃而解，怎能不喜出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