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的循环

对我们而言，“阿Q”与“狂人”在鲁迅的整体文化观中构成了一个“阐释的循环”。欲有“狂人”的前瞻性，必先有“阿Q”的滞后性；而欲洞察“阿Q”的滞后性，又必先具备“狂人”的前瞻性。《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的不同叙述模式是极具意味的。“狂人”以第一人称的“我”来叙述，这表明了“狂人”的一种清醒的主体非中心化的意识。“我”必须脱离“我”的现实生存状态，以便为自己在文化的价值世界中定位。“我”成为了“我”自我审视的“客体”。“阿Q”的叙事是以第三人称的“他”（“阿Q”）进行的，这暗示出处于主体中心化状态中的“阿Q”，不需要也不可能脱离“他”的现实生存状态，来把自己“降为”一种客体来解读、来定位。“阿Q”必须借助异己的叙述者来再现自己的生命活动。主体的非中心化，即主体对主体的流放，乃是企及界定主体与其置身其中的世界之间的关系的唯一途径。主体的自我中心化只能在残酷的历史现实之上为自己建筑一种逃避的幻象，以为中心化了的主体掌握并战胜着历史现实。这其实正是著名的“精神胜利法”的实质之一。

解读历史结构的方式

《阿Q正传》以虚构（“故事”）来写。《狂人日记》则以纪实（“日记”）来写。这一纪实与虚构之间的呼应，似乎是在暗示着鲁迅解读文化传统整体方案的方法论：通过“历史结构”来审视“人”，而又通过“人”来审视“历史结构”。这一方法论解释了《阿Q正传》的“未庄”背景的模糊性、虚构性（未庄？），“阿Q”作为人的真实性（鲁迅对“阿Q”姓名考察的调侃笔调下，流露着他试图肯定其人真实性的动机），以及《狂人日记》的“我”作为人的模糊性（隐去了鲜明的人物特征）和“赵庄”背景的真实性。《阿Q正传》代表着前者，而《狂人日记》代表着后者。

阿Q具有一个专名，虽然这一专名亦含模糊性，但它毕竟是亦得到阿Q认可的标指符号。而“狂人”则体现着一种价值判断，它是狂人所置身的文化价值系统强行加在“我”身上的。“我”并未认可它可以用来标记“我”，因为在“我”的意识里，我乃是“非狂人”或“反狂人”。不过，“狂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显然不是此时鲁迅关切的焦点，他的真正着眼点在于“狂人”置身其中的“历史结构”。“两千年来的历史编年账”正是这一历史结构的象征性表记符号。显然，鲁迅意识到了主流或正统历史神话虚幻的实质，意识到了历史编纂或历史话语作为一种价值中立的透明澄澈的历史现实再现中介的不可能性。这一思考是借《狂人日记》，即“狂人”的话语系统——对身陷于文化传统价值系统迷雾中的主体而言是“疯态”的梦呓——而呈现的。

应当指出的是，这一重审文化传统之文本的尝试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新文化运动”以提倡新的语言、新的创作体裁为“重构”历史大文本的突破口（坚信语言的变换体现着思维模式的变换）；“古史辨”派则在这种倡导语言与思维结构的变革的大背景前，索性直截了当地“改写”历史大文本，对文化传统的观念符码系统进行毫不留情的“误读”。

鲁迅作为思想家的成熟体现了他方法论的完整与深刻。他解读历史结构是以解读历史结构中的人为前提的，而他解读历史结构中的人又是以解读人所生存其间的历史结构为前提的。这一循环或悖论是他思想家的合格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