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时人当中资质并不高，“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正所谓勤能补拙，从少年时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几乎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甚至受到对手们的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所谓屡败屡战。曾国藩的学问文章以经世致用为主，故“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有人说他是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了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因此，可以说，曾国藩实现了儒生们梦想不得的大业，他被人称为“完人”，算是我国儒家文化中最后结出的一枚硕果，曾得到了一切外王如蒋介石等人的敬服，一切亲近传统的文士的瞩目。儒家文化的用世之心历经千年，一直得不到实现，快到终结时，才有了曾国藩这样一个榜样，可见儒家文化对人性人欲的要求是何等空疏，何等大言无效。

也因此，无论我们后来的内圣、现代儒者或新型知识分子，如章太炎、鲁迅、胡适、熊十力、梁漱溟，还是当代的儒者茅于轼、当代的知识分子李慎之、当代的儒家信徒蒋庆，他们都很少关注曾国藩。曾就像是在我国历史上画上了休止符，或如人言，是儒脉斜阳，自他消逝于历史的天空后，人们承接的就是现代的光芒。

这也正是曾国藩做圣做王跟现代扞格之处。从现代角度看，曾的圣王威仪无论如何巍巍，他的面孔是太模糊了。人们可以欣赏左宗棠的张狂，可以感慨李鸿章的商痞，可以厌恶曾国荃的杀伐残暴，但曾国藩的完美太遥远了。哪怕素描曾国藩的人生行状，人们仍不理解他的内心，他是一种文化的综合，是超凡入圣、太上忘情的产物。

不能说他没有情感，只是他的情感深藏不露。他一旦学了理学家或道学家记日记，那么他所做的就是掩饰个性、灭掉人欲，成为“无我”。他在弱冠之年，给自己改号“涤生”，以求改过自新。10年后，他反躬自省，以为过失涤除未尽，且越来越多。是故举意勇猛改过。贪睡恋床，不能黎明即起，他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喜吟诗作赋，寻章摘句，未将精力用于经史等有用之学，他以为病症在好名，“可耻”；给地方官吏写信，亲切一些，则是“意欲饵他馈问”“鄙极丑极”，应重写一函，“作疏阔语”；喜清谈，争口头便宜，那是妄语，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说性事，“闻色而心艳羡”，是“真禽兽”。到朋友家看到有女子在坐，不免激动，说了几句笑话，回家自责：“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陪着夫人在家闷了，也立马警觉：“余今闷损至此，盖周身皆私意私欲缠绕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炉也，痛与血战一番。而半月以来，暴弃一至此，何以为人！”于此“日三省吾身”，10年终于有成，据说他在四十岁前后灭掉了人欲。但关于他的人生之谜中有一则是，在他五十一岁，咸丰帝大丧期间，密娶小妾，“违制失德”，故有人斥其为“伪君子”。至于他仍改不了讲笑话（今天叫讲段子）、爱论人是非的毛病，大概是灭人欲后的圣人仍需要转移升华的缘故。这样的圣人只能以变态来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