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些都结束了，我不再处于这种状态。写作的时候，总是无法避免地写到从前，写起已经经历过的那些事，至少写作时是如此。我做的工作是文学的，它显现于表面并且具体成一台回忆和表达的机器，不如此又能怎样。而我写母亲的故事，一则是认为自己对她以及她如何走上死亡之路比那些不相干的记者知道得更多，虽然后者借助宗教的、个体心理学的或者社会学的释梦模式或许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解释这个有趣的自杀事件；再者就是为着自己，因为有事情可做，我就能振作起来；最后是因为我恰恰和任何不相干的记者一样，也想把自愿死亡这事看作一个案例。

当然，所有这些解释都不过是随手拈来，可以用同样是随手拈来的另一些解释代替。只是一些彻底失语的瞬间和想要表述这些瞬间的欲望而已，与向来写作的动机没两样。

去参加葬礼时，我在母亲的钱包里发现了一张编号432的邮局收据。星期五晚上，她在回家服药之前还用挂号信往法兰克福寄了一份遗嘱的副本。（又是为什么要用快件呢？）我星期一就在同一家邮局打电话，那是她死后两天半，我看到放在邮局工作人员面前的一卷黄色的挂号信标签：这期间有九封挂号信寄出，现在显示的下一个号码是442，这和我脑海中的那个数字如此相像，猛看上去竟让我产生了混乱，一时间以为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想要把这些事讲出来的愿望让我真正开怀。那天是多么晴朗；雪；我们吃的是肝泥丸子汤。“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如果这样开讲的话，一切都会像是杜撰出来的，我不想胁迫听众或读者对我个人表示同情，只是要给他们讲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而已。

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我的母亲五十多年前就出生在她后来去世的地方。那个地方但凡有点用的东西，当时都归教堂或者贵族地主所有，其中一部分租给百姓，这些人主要是工匠或者下层农民。贫困的状况之普遍，以至于少量占有土地的情况都还很少见。事实上，当时依然维持着1848年以前的状况，只不过农奴制度正式取消了。我的外祖父——他还健在，如今已经八十六岁了——是个木工，此外还和自己的妻子一起种了几片地，还有草场，每年交一次地租。他祖上是斯洛文尼亚人，和当时大多数下层农民的孩子一样是私生子。这种人即便早已经性成熟，却是既没钱结婚，也没有地方过婚姻生活。他的母亲至少是个家境相当殷实的农家的女儿，他的父亲当时在这家当长工。这个父亲对他而言不再只是“制造者”。不管怎样，他的母亲借此得到了购置一小片田产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