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活下来的儿子成了木工师傅，手下毕竟雇着二十个工人，用不着再积攒了。他开始投资，这也就意味着，他可以喝酒、娱乐，这甚至是他分内的事。和自己沉默了一辈子、什么都不敢享受的父亲不同，他至少凭这个找到了一种语言，虽然这种语言只是他作为乡镇代表，并且代表一个痴迷地用伟大的过去谈论伟大的将来、忘却现实的小党派时才用得到。

身为一个女人，出生在这种环境里从一开始就是致命的，当然这件事也可以让人宽心地来看待：至少不用对未来感到恐惧。节日时在教堂前集市上给人看相的女人从来只给男孩儿看手相占卜未来，反正对女人来说，所谓未来不过是个玩笑而已。

毫无机会，一切都注定了：男人小打小闹的调情，吃吃地一笑，短暂的目瞪口呆，然后是第一次陌生和克制的表情，随之又开始忙里忙外，一个个孩子出世，忙完厨房的活儿后再跟家人待一会儿，从一开始说的话就没人听，自己也越来越不听人说话，自言自语，然后是腿脚的不灵便，静脉曲张，只剩睡觉时的一声嘟囔，下身的癌症，最后，注定的一切随着死亡而圆满。就连当地女孩儿们常玩的一个游戏也是这样：累了/倦了/病了/病重了/死了。

我母亲是五个孩子里的倒数第二个。她在学校里被认为是个聪明孩子，老师们给她最好的成绩，尤其欣赏她工整的书写。随后学也就上完了。学习不过是小孩儿的游戏而已。等完成了义务教育，年龄大了，也就没有必要了。女人们现在要做的是在家里演习将来的家务事。

没有恐惧，除了对黑暗和暴风雨本能的害怕；只有冷与热、潮湿与干燥、快乐与不快的交替。

时光就伴随着教堂的节日，伴随着偷偷进舞池而挨耳光，伴随着对兄弟的羡慕和参加合唱团演唱的愉快流逝。至于世界上发生的其他事情就都不清楚了。除了教区的星期日报之外，报纸是不看的，就算是在那份报里能够看到的也只有小说连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