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丧父，家中顶梁柱断了

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28岁，这是个初出茅庐，不到而立之年，涉世不深，难擎重压的年龄，而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就在这一年突遭厄运，被日本人炸死在离家不远的三洞桥。

张学良自己说：“以前的家庭都是几代人住在一起，我家里人很多，是一个大家庭。我姑在我家里住，我姑还带个儿子。我二伯父死后，扔下好几个太太，一个大闺女，还有两个儿子，都住在我家。我舅舅被马踩死后，我的舅妈，我的外婆，我舅舅的儿子，一大家人都住在我家。”张作霖有六位夫人，各有子女，都住在一起。“我第五个母亲的妈妈也住在我家。”“我们在奉天的老家，分东、中、西三个大院落。”“除了奉天，在北京我们也有家。顺承王府（注：顺承王府，即顺承郡王府。始建于顺治初年，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路西。北洋时期为张作霖购买，辟为大帅府。1949年后为全国政协办公地。）就是我们的家。院子里可以跑马。”“东北有一个很大的农庄，农庄有多大，我也搞不清楚，光马就有几百匹。”

张学良是家中长子，父亲离世，家中的一切重担都天然地落在了他的肩头。

一位28岁的年轻人，在家中顶梁柱突遭折断后，他能将这么复杂且已经坍塌的家庭重新撑起来吗？家人心中无底，连张作霖的把兄弟们也替这位“少帅”捏把汗。

不仅如此，还有更重的重压在他肩头之上。

手举“元帅旗”，脚踩钢丝绳

家庭即便能撑得起来，张作霖作为“东北王”留下的烂摊子，他能收拾得了吗？东北的当家人突遭不幸，军政内部人心不稳，关外战事吃紧，南军步步相逼，日本人不停地捣乱，中东路争端再起，整个东三省的乱局如同山一样压在了这位年轻军官稚嫩的肩头。

当时的情形，似可以这样形容，张学良背着整个东三省，手上举着“元帅旗”，脚下踩着钢丝绳，东北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前途都命悬一线。

如果他挑不起东三省这副重担，收拾不了他父亲留下的烂摊子，日本人一定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南方的北伐军也有可能乘胜追击，消灭东北集团。

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本性。“皇姑屯事件”本身就是日本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北伐军兵临北京城，张氏政权岌岌可危，正是日本看到了张作霖已经走进霉运谷底的时刻，它才掐脖子要好处，脖子没掐住，好处没要到手，这才有皇姑屯炸车案的发生。强盗为什么出招就坏，一是它坏习惯了，二是它骨子里就没什么好招。日本从骨子里就想坏中国，坏天下。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明治天皇就种下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坏种，直到今天，因为它的波涛开拓受阻，国威越布越弱，所以，这颗坏种至今未绝。

日本制造皇姑屯炸车案，也是这个思路，它想占领东北，张作霖成了它开拓疆土的障碍，它想树立国威，在中国“立棍”，张作霖把它的威灭了，把它的“棍”撅了，张作霖成了它的眼中钉，肉中刺，如今张作霖死了，钉子和刺拔除了，日本就会放心大胆地干了，它们没有在张作霖那里得到的好处，就会千方百计地向他儿子施压，或者找借口出兵东北，没有借口就会制造借口。如果张学良捂不住东北，局势乱了，日本一定会乘人之危。

张学良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稳定东北大局，别让日本人看出东北之危。

不知人之危，乘危之心不生，不见人落井，下石之歹意不启。稳住了政局，就等于暂时捂住了日本乘人之危之坏心，捂住了日本落井下石之歹图。

关键是，只靠将断还连的一丝封建纽带和“老帅”身后的一点余威，勉强坐上“东北王”位置的张学良有能力稳住比他父亲在世时还岌岌可危的局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