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朋友负荆请罪，反被朋友指斥愚昧

伟剧落幕时，他在蒋介石以人格担保的情况下，亲自送蒋回宁，人们对此更不理解。包括杨虎城，说他是感情用事，江湖义气，共产党人博古说他是堂·吉诃德式的心理变态，周恩来说他是看旧戏中毒太深。

如果从感情出发，从爱护张学良的角度，历史已经证明，他们当时说得都有道理，他们看透了蒋介石，而张学良是愚蠢的，是失败的。如果把这段历史放得长一些，并从人格的角度去思考，我们更愿意这样去想，张学良的失败无法遮掩他的思想境界和人格魅力，他的境界高出了同时代的人，他的眼光是理性的，人格是高尚的，但只因蒋介石不具备这些，或者说他不想具备，才导致了张学良个人的失败。

这使人们联想起历史上的项羽和刘邦，项羽的失败，主要失败在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是鸿门宴上，他不该不听范增的劝阻，放跑了刘邦；第二个错误更致命，他和刘邦签订了鸿沟和议，他言而有信，率军撤兵，可刘邦却撕毁了协议。这样，项羽变成了失败者，但在人们的心目中，至今，他仍然是个大英雄；刘邦得到了天下，坐了皇帝，是个成功者，但人们一提起刘邦，恐怕都会想起四个字：政治流氓。

因此，成败不足论英雄。思想境界高出同时代的人，怎么能得到同时代的人理解呢？守信的人和言而无信的人打交道，岂有不败之理？不过，历史是公平的，项羽被刘邦算计了，后人仍称他为英雄；刘邦胜利了，人们斥他是流氓。从这个意义上说，项羽没有失败，张学良也没有失败。

“铁衣着尽着囚衣”

张学良捉蒋又送蒋，他当时是否预料到蒋会囚他？

我为什么送他回南京，难道我就不知道南京刀丛箭雨？我还不是为了他领袖的面子，为了他尊严？（注：张学良：《与戴笠的谈话》1937年7月，浙江奉化。）

我早已想好去过囚犯的生活。中国历史上，为国为公而遭贬谪的人，何止我张学良一人。（注：张学良：《与戴笠的谈话》1937年7月，浙江奉化。）

自古至今，向皇帝造反的，都不会有好下场，黄巢是“铁衣着尽着僧衣”，我张学良是“铁衣着尽着囚衣”。（注：张学良：《与蒋经国的谈话》1937年。）

张学良一生百年，不算童年、少年，一共只穿过两件衣服：19岁那年入东三省讲武堂，穿上了“铁衣”，他当时说，穿上这身军装就脱不下来了，没想到，1936年底，这身军装被扒下来了，换上了囚衣，一穿就是50多年。90多岁时，美国之音记者问张学良：您送蒋介石回南京，您想没想到一去会被软禁50年，软禁50年这日子不好过的，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那样做吗？张学良答：

我还一样那么做！

我是军人，需要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有什么后悔的，假使事是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注：张学良：《答美国之音记者问》1991年5月11日，台湾《联合报》1991年5月19日。）

在世人眼中，张学良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人生，他的悲剧在于他是生活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一个有良知、思想又相对纯粹的东北人。作为东北人，他的性格粗犷、固执、倔强，又长期生活在当时苦难最深的东北，从受苦受难的层面说，属于中国社会的底层。作为“剿匪”副总司令和东北军统帅，又处在当时社会的上层，他经历了许多人无法理解的底层苦难，看到了许多人看不到的上层政治黑幕，追求着许多人不愿追求的境界。这就难免悲哀和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