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还从世界的视野，分析了有人认为中日“同文同种”的危害：“比如德、奥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合作时，并不一定由于同文同种的关系，分裂时，更不能因为同文同种的关系而挽回。”更何况日本要比西方国家更落后、更残忍。他以日本和英国作比较：“印度亡于英，印度人却没有受到东北人那样的痛苦——当然印度人所受的痛苦，也是人所难以忍受的。英国能容印度有甘地，日本却绝不容在他统治之下产生甘地。”“日本这种偏狭的性格”，“是中日问题不能和平解决的原因之一”。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1936年秋前后，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8日。

在张学良看来，面对日本人的穷凶极恶，步步进逼，蒋介石想当中国的甘地——不抵抗主义者，逆来顺受。蒋介石授意陈布雷，写成《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的长文，该文以徐道邻的名义于1935年1月发表，乞求日本不要“冥行不顾”，使用武力侵略中国，同时晓谕国人：“中国则应堂堂正正，秉持正义，救人兼以救己。如其形势可能，且当为日本开觉悟之路，不必存投石下井之心。”徐道邻：《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申报》1935年1月26日至30日。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这篇文章作了这样的评论：

徐道邻过去写过一篇《敌乎？友乎?》，平静地分析中日的关系及其解决的途径。结论上有这样几句话：“究竟是相互为敌同归于尽呢？还是恢复友好的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看两国，尤其是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承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永远的智慧了。”他这篇文章说得很有道理。不过，我以为分析中日关系，及其解决的途径，还应该顾到这点，就是能为敌者，始能为友；不能为敌者，不能为友。中国在日本的心目中以为不足为敌，所以他们才不屑与中国为友。惟有全国起来，一致抗日，与日本以相当打击，中日国交才有公平调整的可能。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1936年秋前后，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8日。徐道邻：《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申报》1935年1月26日至30日。

很显然，张学良不可能不知道此篇文章为蒋介石授意所写。因此文在《申报》发表后，国内报章杂志大量转载，连日本人都从此文中嗅出了“和平”的味道，张学良代蒋为西北“剿共”总司令，怎么会不知道此文为蒋介石所写呢？“能为敌者，始能为友；不能为敌者，不能为友”的观点是张学良的一贯主张，他认为日本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国家，越软越欺，越硬越怕。唐朝时，中国强大，日本派出遣唐使；到了清朝，中国软弱了，日本派出侵略军。

日本人的这一观念，对内有凝聚力，同时并存着对外排他性。“这种‘外人’与‘我们’之别的观念甚而可以发展到极端，把‘同文同种’中的‘非我’者不以人相待”。

在东北，中国人见到日本人，必须停下来，向日本人三鞠躬。日本兵无故向中国军队开枪，“被日本兵打死了一个人。结果办交涉，赔了500块钱。”中国人不能过南满铁路，不但军人，连老百姓也不能过南满路。“铁路沿线30里都不允许人接近。”南满铁路如同穿行在东北大地上的“蛇形王国”，专门吞噬中国人血汗的“蛇形王国”。日俄战争之后，根据《朴茨茅斯和约》，东清铁路以长春宽城子站为界，以南的铁路划归日本，改称为南满铁路。日本获得俄国东清铁道南满洲支线所有权的同时也继承了铁道附属地。其后，满铁以武力为后盾，巧取豪夺，铁道附属地已不限于铁道用地，其中包括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镇、市街用地及矿区。满铁对这些土地不仅拥有所有权，也有行政权。附属地的铁路贯穿长春、四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鞍山、营口、盖平、瓦房店、抚顺、本溪、丹东等十余个大城市，而这些城市都是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殖民当局就是通过满铁附属地来控制着大半个东北的经济命脉，在侵略整个东北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