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张学良的特务二组副组长段毓奇曾说：“关于宗教，张先生有过一段心路历程。他一度对佛教极感兴趣，曾请教过印顺法师。我也陪他拜访过罗光主教。”张学良在东北主政时就接待过九世班禅，在武汉接触过藏传佛教的活佛，在溪口接触过太虚大师，在台湾和印顺有过深谈。但他信仰佛教的起点不在东北，也不是从认识印顺开始。他真正对佛教发生兴趣应该在到台湾之后。

心之所向，行之所为，任何事情的发生总得有个原因。1947年，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张的“十年有期徒刑”也已经到期，蒋介石非但没有释放他的意思，反而把他转押到台湾。这时，张学良基本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前途，情绪异常低落；特别是“二二八”事件期间，刘乙光甚至想趁乱杀掉他。监禁期间极少发怒的张学良此时也开始发怒了：

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

今年二月，台湾人闹事（指二二八事件），……那几天，他（刘乙光）恶狠狠地盯住了我，好象要把我吃下去，话都不和我说了。……刘乙光的部下和宪兵方面有人偷偷告诉我说：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为了防止我越狱逃跑和台湾人民把我劫走，他就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略述》，《文史通讯》1981年第5期。

这种情况下：“我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信仰。……也买了许多佛教的书来研究。”1947年5月17日，张学良在给在美国的于凤至信中说：“四小姐（赵一荻）现在也不比从前，她和我一样开始信佛。佛门原本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我们身边有许多人信佛，佛教作为信仰也可使我们活得有意思一些。”

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当时无奈、凄苦和烦躁的心境。

张学良向佛的资料极少，他的日记里有这样两条，文字极为简略：1958年12月在基隆，同大觉寺惠光法师谈过佛。惠光法师是湖南人，先后于湖南、湖北等佛学院求学十四载，对贤、台、性、相、律、净、密、禅等各宗皆有甚深体悟，曾四度掩关阅藏。著有《宗门讲录》、《禅学指南》、《禅学问答》等，1950年从深圳抵达香港，1958年应基隆大觉寺住持灵源和尚之请，自港赴台，出任大觉寺首座，主持佛经讲座。1959年10月，拜谒了印顺法师。张学良拜谒惠光和印顺的时间由资深张学良研究专家毕万闻先生提供。毕先生治学严谨，注重考证，曾自费专程赴美哥伦比亚大学，查阅张学良日记及口述，抄录诸多卡片。“台湾的几个大和尚，有名的和尚差不多我都谈过。”“后来他就沉沦在佛教之中了。”

许多政治人物官场失意之后，为了将无奈、郁闷和枯燥的生活变得有点意思，都曾礼奉向禅。如张学良熟悉的北洋“执政”段祺瑞，与张学良打过骂过也合作过的“秀才将军”吴佩孚，曾与张学良对立，后来又投奔张学良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等。官场失意之人为何多向佛？这与佛教进入中国后，经过六朝玄学、宋代程朱理学以及明代理学的作用，基本本土化相关。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学习的宋明理学可以说就是在禅宗思想的直接启发下兴起的，因此有学者称理学实际上是变相的佛教禅学。前面提到的和张学良接触密切的太虚大师就是禅师，他宣扬的佛学是“人间佛学”，佛法与人生打成一片。另外，佛教大概确有“精神鸦片”的作用，它可以抚慰心灵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