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鲁迅对政党政治是有所提防的。1921年，陈独秀到上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未置可否，既不反对也没有肯定。即便是在中国社会最复杂的时候，他都不加入党派。有人说他早期参加过同盟会，那是有争论的。在国民党革命未成功之前，参加那些活动也有可能。

三联生活周刊：鲁迅并不热衷政党政治，但他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人物瞿秋白关系密切，原因是什么？

孙郁：鲁迅与瞿秋白是一见如故的。鲁迅很喜欢瞿秋白身上的文人气质——纯粹、单纯、有才华，艺术鉴赏能力高。当时瞿秋白在党内失势，失意的时候文人的本性就表露出来，这让鲁迅很欣赏。鲁迅认为这些富有理想的人搞革命，是可以改变中国面貌的。

另一方面，更吸引鲁迅的是，瞿秋白对俄国的了解。这一点往往被忽视。鲁迅不懂俄语，但当时鲁迅特别想要了解俄国。瞿秋白就给他描述了一个自己眼中的俄国，这个对鲁迅影响特别大。瞿秋白对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都很了解，对马克思恩格斯重要的文章也很熟，他还去过俄罗斯，见过列宁。对鲁迅来讲，这是很有诱惑力，也可借此弥补自己知识的不足。瞿秋白把这一块完全呈现出来了。

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既有典型的文人之间相互欣赏的因素，又掺杂了革命的热情。我们对此应更深入地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理解鲁迅的革命的热情？

孙郁：鲁迅不会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但他是精神界的战士，他欣赏革命。

他认为俄国那种知识分子——从十二月党人一直到他所翻译的这些“同路人”作家——这些人是俄国的希望，他们改变了俄国的命运。瞿秋白这些人也是中国的希望。他在萧红、冯雪峰和胡风身上都看到了中国人身上好的特征。他们出身草根，但有情怀，有创造性，文字又好。

鲁迅认为这些人要比周作人、胡适等更有出息。他觉得象牙塔里的士大夫、绅士们没有变革中国的力量，欧美留洋回来的学者们也多是不行。这些人虽然很重要，但是没有创造性。中国的革命需要有创造性的人。如同鲁迅对木刻艺术的欣赏，他扶植的一些木刻家的作品都很有力量感，陈丹青后来评价那是血液里流淌出来的生命力，体现了鲁迅对生活、艺术、人生的感受。虽然粗糙但是有张力，让人怦然心动。

三联生活周刊：在那个时代，鲁迅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受到政治的左右是不可避免的。

孙郁：他走到政治之中，他也利用政治表达自己。通过左翼的力量鲁迅做了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比如他并不了解中国农村的革命，但是叶紫的作品里都有了。比如他不了解东北的抗战，但萧军《八月的乡村》就使他很感动，虽然粗糙，模仿了绥拉菲靡维奇的《铁流》，可是很有野性的力量。

政治控制了他，他不是没有警觉。他给胡风的一封信里讲：“我在拉车，鞭子老打着我，我跟别人又不能说，说我被打的疼。我回过头来，人家都说我拉得挺好。”他进入了一个自己选择的悖论陷阱中。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今天看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宿命的痛苦。

孙郁：是的。鲁迅最厌恶的是主奴关系，可是他在反抗主奴关系的时候，重新陷入了另一个主奴关系中。

所以鲁迅在不断寻找，在反抗，在绝望。他是一个未完成的痛苦的灵魂。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鲁迅的独特性在哪里？

孙郁：我认为他是在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他带着传统文化好的、不好的特质。所谓好的，比如说野史、杂记和相关文献里的想象力和奇异性。不好的，如中国文人在专制文化下形成的黑暗、较劲的个性。他最讨厌儒家的东西，可他身上有明显的儒家的东西在起作用。比如孝道、大家族的家长制。他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也与其家长作风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