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2年6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母亲生我前，已有三子一女，最小的女儿已经8岁。当时家庭生活困窘，母亲不想再添累赘，便遍求偏方，想在孕中把我打掉，但那些偏方统统不灵，最后还是只好把我生了下来。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父亲出于爱国热情，给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要以武力驱逐日寇的意思。

后来母亲一度带我回到老家安岳县。我的祖籍是安岳县龙台场高石梯，那是一个极其偏僻的村落。我始终没有回到过那个村落，尽管后来我不止一次回过安岳县城，并且有一次还回到过龙台场。老家安岳县永远能在我心中唤起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我记得它的一家理发馆中，有着一面用四排二十四把蒲扇连缀而成的大扇子，用滑轮和绳索构成一种机关，理发师傅给顾客理发时，可以用脚踩得它上下扇风。也许如今它早已被电风扇取代了吧，但故乡的那种特殊情调，既已储留心中，却是任何新奇的东西都不能淡化的。

再后来我家定居重庆。我们住在南岸，隔江与重庆城区相望。推开我家房舍的窗户，长江永无止息地流淌着，对岸是密密麻麻的“吊脚楼”，纤夫那悲壮的号子声一起一落地飘来，缝缀着大补丁的灰帆时隐时现地浮过……晴天很少，雾气常来，到了晚上，对岸的万家灯火仿佛无数只一眨一眨的眼睛，使我感到无比神秘。

我便在那雾蒙蒙的山城度过了我耽于幻想的童年。

1950年，我父亲被调往北京工作，我们全家随往。从此，我便一直生活在北京。

刚到北京，我是一个顽固的“小川佬”。因为错过了新学期的开始，住家附近只有一所私立小学愿意接收我当插班生。我插进去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坚持说四川话，其实我心里早就会说北京话了，可就是不好意思开口，弄得老师皱眉、同学取笑。我记得有一天同班一位同学不知为什么事同老师顶了嘴，那老师气恼之下，便把他从我们三年级教室拖拽到了二年级教室，当场宣布了他的降级。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强刺激。我在生活经历中第一次体验到了对不公正的事情的义愤。我忍不住对同座的同学说：“干吗？！”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所说北京话。

那所私立学校从校长到教师概由一个家庭的成员充任，整个学校的气氛令人难以忍受。不等国家对它实行接收、改造，我的父母就让我转到了另一所公立学校。在那里我戴上了红领巾。我是一个平庸的学生，最令我难忘的业绩，是有一回学校举行讲故事比赛，我竟被推选为班上的参赛者之一。经过反复预习和试讲，我终于在众目睽睽下登上了赛台，但我刚站定便失去了原有的灵感与勇气，结结巴巴地支撑到故事的结尾，在同班同学责备的目光和啧议中走下了赛台。从那回起我就明白，在人生的途程中，我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因为我太笨。

有一天下午，午睡后跑去上学，发现旁边的座位是空的，一直空到下午放学时。后来老师告诉大家，我的同座中午跑到城外窑坑游泳，淹死了。老师严肃地发表着由此派生出的训诫，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只想着那同学上午还活现于我眼前的声容笑貌。头天下午上课时，我还用指甲在他那黝黑的胳膊上划出过白道。可是他竟从此消失了。这是我头一回生动而具体地体验到死亡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