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至今回忆起来还令我战栗。那敲开我门的学生是一个曾使我倾注过大量同情的弱者。他的父亲运动一开始便被本单位“遣返回乡”，并且据说一抵达乡里就被打死了。他的母亲和我一样也是中学教师，因为丈夫的问题处境维艰。他本人则被同学们视为“狗崽子”，不仅无资格参加“造反”，有时还要受到诟骂。我曾在他母亲情绪最低落时，壮着胆子去他家看望过他母亲和他们三个兄弟，在“红五类”同学辱骂他时，给予过劝阻。但我万没想到那天中午是他来敲开了我的门，并且他脸上呈现出一种明白无误的恶意的好奇感，他那表情就像用文字书写出来一样，令我终生难忘—“啊，今天下午要斗你了，你中午待在这儿干吗呢？我可得喽戏喽戏（北京话‘看看热闹’意思）……”是我理解错了吗？不，原来他后面还有几个具有同样好奇心的“红五类”；他看来不像是被逼迫着来打头阵的，因为他的表情松弛而生动—我一开门他便望着我得意地假装咳嗽。

我使劲撞上门，倒在躺椅上。我遍体清凉。我这才懂得世上有超越我个人悲剧的更大更深的悲剧—心灵沉沦的悲剧。

后来那次批斗我的会戏剧性地延期了—仅仅是因为“中央首长”发表了一个什么新的重要讲话，必须倾校而出去游行欢庆。而学校偏又进驻了新的“工宣队”，据说“工宣队”的区指挥部看了“群专组”上报的关于我的材料，认为我的“罪行”还不到“全校揪斗”的程度，我便被从轻发落—派到农村劳动去了。

后来我也算太太平平地经历完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我个人而言，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也没有多少值得特别惭愧的。我实在只是个最平常不过的人，所有的不过是些最平常不过的经历。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