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但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历程又往往可以从大体上来归类。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里，很多青年人参加革命，或是因为家里穷得没饭吃，或者是家里小康或大富，自己却觉得窒闷，因而主动投入革命，离家奋飞。而“文革”中最大多数的知识青年，他们的离家上山下乡，是处于一种不管你积极还是消极还是混沌的状态，总之要随风而去的潮流之中。但是在相对来说是不仅小康而且亲情浓洌的家庭里，在相对来说属于和平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一般来说，父母就很容易因为娇惯与溺爱子女，而忽略了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甚至于到了该将他们“放飞”的时候，还不能毅然地将他们撒出家去，让他们张开翅膀，开始相对独立的人生途程。20世纪80年代以降，许许多多的小家庭都面临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却并不那么简单的问题，结果是出现了不少心性发育滞后的青少年，引发于社会，则呈现出越来越具负面影响的若干伦理问题、道德问题、社会生态平衡问题与民族素质衍化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人文环境中，我才突然觉得，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来加深对我母亲的某些方面的理解，不仅对我自己，对我的儿子，能有新的启迪，并且将其写出，也许对20世纪90年代的母亲们，亦不无参考价值。

六

其实我也在不少文章中写到过母亲，只是没有像张洁那样，专门写成一本书。我回忆过母亲的慈蔼，她的宽于待人，她那让我回忆起来觉得简直是过了分的诚实，以及她因体胖行动起来总是那样的迟慢，还有她对《红楼梦》中人物与细节的如数家珍，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记日记，她曾在一次日记里用这样的句子结束了全家的颐和园之游：“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这在外人看来一定觉得极为平常的文句，在偷看它的我（那时11岁）来说，却经历了一次情感与诗意的洗礼……

可是在我对母亲的回忆里，不可能有相依为命、携手人生的喟叹。不是因为家贫难养，不是因为我厌倦了父母的家要“冲破牢笼”（我的情绪恰恰相反），甚至也不是因为社会的大形势一定要我和父母“断脐”（固然那时阶级斗争的弦已越绷越紧，却并没有影响到我的起码是“适当地靠父母”，比如说在父母离京时为我谋得“留房”），而是因为父母一致地认为，特别是母亲的“义无反顾”，要我从18岁后便扇动自己的翅膀，飞向社会，从此自己对自己负全责，从自己养活自己，到自己筑窝，自己去娶妻生子，去开创我的另一世界。

父母对我们每一个子女，都这样对待。我大哥1949年前就离家参加了解放军，二哥十六七岁便离家求学，学造纸，1950年分配到延边一个屯子里的造纸厂当技术员，另一个哥哥大学毕业也到很远的地方工作，姐姐也是一样，总之，我们全都在20岁前，便由父母坚决地放飞。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在假期，当然也都回到父母家看望他们，他们后来也曾到过我们各自的所在，我们的亲情，不因社会的动荡、世事的变迁而有丝毫的减退，父母对放飞后的我们，在遇到困难时，也总是不仅给予感情上的支撑，也给以物质上的支援，比如我1971年有了儿子后，父母虽已因军事学院的解散，被不恰当地安置到僻远的家乡居住，却不仅不要我从北京给他们寄钱，反而每月按时从那里往北京我这里寄15块钱，以补助我们的生活，每张汇款单上都是母亲的笔迹，你能说她这都仅是为了“养孙子”，对我，却并没有浓酽的母爱吗？

可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在“子女大了各自飞”这一点上，坚定性是异常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