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是青年人心中的光明，我也在追求这样的光明，我要做一个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家。但是我首先需要有个正式的工作才行。我在上海先后把我在1925至1926年写的小说收集成两个册子《斧背》和《病》出版。我曾把《斧背》寄给鲁迅先生一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一文（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里对《斧背》谈到了他的看法，有批评也有勉励，对我后来的作品起到了指导的作用。

我在开封的一个朋友汪后之来信，让我到他那里在教育厅三科当编辑，我同意了。后来我才知道汪后之是我党河南省宣传部部长。他经常对我进行党的宣传和教育，让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希望我为党的事业献身。在他的帮助下我越发地靠近了党组织。他愿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就这样，在一个晚上，我们到一个小屋开会，墙上挂了一面列宁像，左边挂了镰刀斧头旗，我们五六个人就在这里宣誓，决心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宣誓后马上把列宁像和旗子收起来，又装作谈天的样子。这就是我入党的庄严仪式。我清楚记得那是1926年尚钺先生自己的回忆，认为其入党时间在1926年，而据相关材料为1927年。下同。——编者注9月6日。

入党后我为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积极分子去贴标语、散发传单。一次，反动教育厅长的荷包里也发现了传单，使他大吃一惊，但他始终也没查出是谁放的。

第二年，我到上海去泰东图书公司准确名称应为“泰东图书局”。下同。——编者注校订小说。回去后不久，蒋介石开始了“四一二”大屠杀，我跑出来到了武汉，正遇郭沫若在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任副主任。他介绍我在那里办报纸。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里，就写信希望河南党组织给我把关系转到武汉。但汪后之来信批评我不该犯自由主义移动组织，催我回河南。我只好马上回去了。回去后参加了省委主办的刊物《猛进》的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