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当我来到西安，就听说延安派了一批文化人去武汉三厅大集合。于是我没到延安就又转道去武汉，来到武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没过多久政治部三厅搬到重庆，我们也随之而去。

当时周总理是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是三厅厅长。我被分在三处的图书资料室工作。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被迫与我们合作。但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国民党对我党的宣传工作极力阻挠、破坏。言论不许宣传，文章不让发表，绘画等艺术形式也严加控制，甚至采取没收的手段，给我党的抗日宣传工作制造了极大的障碍。我们应当怎么办?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不能停止工作，要不断地在斗争中总结经验。

1938年底，有一天科长杜国庠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因为形势的需要，准备挑选一批有一定马列主义基础的、搞过实际工作的同志从事专门的理论研究，到大学去讲课，以备将来公开地出来在讲堂上和国民党进行斗争。他希望我攻历史，问我意见如何。我知道杜国庠同志从八路军办事处的讨论会上带来了总理的指示精神，这是党对我们的希望，同时我也实事求是地提出了我感到吃力，我不是学历史出身。杜老语重心长地分析了我的有利条件，他说，我从1926年入党至今已十多年了，群众运动、政治斗争都搞过，监狱坐过，多年来参加党的工作，接近过群众，也指导过群众走上革命道路，这就是创造历史。历史并不可怕，只要我们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理论联系实际去解释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就能有所成就。困难会有的，可历史都有书，马列主义也有书，会看书会查资料又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呢？

杜老的谈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他点燃了我心中的矿灯，给了我探索知识宝库的勇气和力量。

当我打开历史书认真攻读的时候，发现很多字不认识，越怕它出现就越出现。这是我的第一道难关，它就像拦路虎，不斗倒它就进不了门槛。我想我决不能被它吓倒。我立志要学点古文字学，而郭老在甲骨文方面是有很多发现的；于是我就虚心求教，向郭老借书看，郭老对我非常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