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基于文化生产的特殊性，也可以有两种分法。

一种是，参考国际性的公共文化体制、政策创新趋势和我国的发展现状，在以上确定为公益性质的文化事业单位中，将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提供加以区分，形成国家、社会、文化机构之间的多种合作形式，因而形成“纯公益”和“准公益”等多种类型。这样做既调动了社会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保证公共文化产品的有效提供，又开辟了多种形式的资金来源，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另一种是，参考国际性传媒政策发展创新趋势和我国的发展现状，在以上列为产业属性的现代传媒机构中，划分出公共传媒和商业传媒等多种类型的传媒机构。这样做既可以发挥现代传媒的产业属性，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又可以保障媒体内容一定的公共性特征，以引导公共舆论、形成文化认同、保护文化多样性。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生产力还比较落后，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这就决定了必须从我国具体国情的实际出发，在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方面更加务实和更为灵活多样，不断创新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方式，以吸收社会的广泛参与。具体做法如产业政策扶持、政府采购、委托管理（公共信托）、委托生产（公共服务外包）、特许经营等。

最后，根据我国的特殊体制环境，划分出专门从事意识形态宣传的文化机构。

毋庸讳言，我国文化事业单位中最为特殊的一个类别，就是从事意识形态宣传的机构。应该说明的是，这类机构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既有相同点又有区别。从一致性角度说，意识形态内容具有最为普遍的公共性；从区别角度说，意识形态内容要集中反映执政党的政策意图和文化取向。在我国目前的体制条件下，是由执政党设立机构，直接主办的。目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人民出版社等单位被确定为这类机构。

意识形态宣传机构主要集中在传媒领域，在全球化形势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中，实质上是公共文化机构的一种特殊形态。在电子媒体时代，传媒监管的合理性基于经济学原则：电子传媒具有一定的天然垄断性，只有政府加强监管，才能保证大众公平的文化权利不被私人传媒机构剥夺。20世纪80年代后进入数字新媒体时代，传媒监管的合理性基于文化原则：如何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形势下，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以高质量的文化内容产品引导公共舆论、形成文化认同。我国是转型国家，传媒监管除了基于上述考虑外，还要关注社会转型和文化安全问题，由执政党适当集中全体人民的意志，直接掌控少数关键传媒，影响舆论导向，有一定的必要性。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不断深化的市场化进程中，逐步发展成型的；是在文化部门彻底拨乱反正、回归世界文明主流、恢复大部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商品属性后，才被真正认识到的。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一场发展与改革交织的深刻实践，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文化领域的一般规律，又表现出中国作为转型国家的特殊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