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是老师。

大姐已经人到中年。陪伴大姐走着人生，进入中年的有两样东西：病和教书。病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常见也最难逾越的深渊，教书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不可缺欠的拐杖。教书在大姐，占了她生命很大一块黄土薄地，已有二十三年的历史；而病从十三四岁就已开始，似乎她流过的生命之河里，总有一股被疾病污浊的浑流。

我童年最强烈的印记之一，就是大姐在病床上不绝于耳的疼痛的哭声，腰疼、腿疼，以至全身的疼痛。大姐躺在光线黑暗的屋里，一家人愁在一墙之隔的正间，大姐每一声穿透墙壁的尖叫，都深刻地刺在父母的脸上，使父母亲那本来瘦削缺血的脸，更显出几分云色的苍白。什么病，跑遍了乡间的医院，求遍了乡间的良医，也无从知晓。那时候。抬着病人去一百里外的洛阳治病，是乡村很大一件事情，而在我家，却已是三番五次。不记得我十几岁以前，上房的窗台上，有什么时候断过中药的药渣。每次放学走进院落，我第一眼要看的，就是看窗台上有没有新倒的药渣。好在那泥土的窗台，从没使我失望过，因为有新的药渣，就肯定有几颗做药引熬过的红枣。

父母的家教很严。但不知为什么没教育出我叫哥唤姐的习惯。有次我又去窗台上捡吃熬过的红枣，大姐便抓了几个枣子给我，母亲见了，说让他唤声大姐给他，大姐便把那枣子擎在空中不动。我僵持半天，终于没叫出那声大姐，大姐眼角便有了泪水，把红枣塞在我手里说：我也不配做姐，人家的大姐最少能给弟做一双鞋穿，我却有病，拖瘦了家里的日子。从那—刻起，我下决心再不唤大姐的名字，一定叫她大姐。可时光流逝了十余年，我却终于没唤出她一声大姐。

大姐的病见好转，是在我十余岁以后。如今只记得在大姐的苦疼声中，父亲和他的朋友闷了半晌，来日便抬上大姐，先乘汽车，后搭火车，朝着遥远的省会郑州奔去了。其间，不断从郑州捎回要钱的口信，我便帮着家人先卖粮食，后卖树木，最后卖了奶奶的棺材板。几个月后的一天中午，阳光爽爽朗朗洒了一地。我从学校回家，突然看见大姐端端地坐在阳光里，人虽瘦得如一把柴草，脸上却漾荡着甜润润的喜色。她拿一把小糖给我，母亲在一边说，快叫大姐，你大姐的病好了。

我仍是没能叫出那声大姐。然接那糖时，母亲过来厉声说，日后你大姐要教书了，是老师了，你再唤她的名儿，我就不让你吃饭。听说大姐要做老师，尽管是民办，尽管是教小学一二年级，仍使我浑身生满惊愕和敬意，并怀上了对大姐深深的内疚。我没有料到，我还没有学会唤姐她却又成了老师。我知道我没有力量支配我的笨嘴叫姐，更没有能力叫她一声老师。于是，我就常常地躲着大姐，期望和她有更少的说话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