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文章临近结尾，回到“自然”与“人为”的关系这个西方政治哲学的大问题上来（该书第一章即以此开篇）：“英国政府制度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不是根据事先想好的设计，而是通过接连不断的权宜手段，通过改造原先为不同目的创设的机构而发展起来的。由于须保持该项制度的印度不是该制度根据其需要发展起来的那个国家，因此它就感觉不到该制度的实际好处，就需要有理论上的介绍以便它能接受。”（页261）质言之，英国制度所蕴含的一般法则未必不适合印度的自然本性，但目前印度的自然本性是被遮蔽的，需要经过英国的教化才得彰显。而英国的制度若当真是一种一般性的制度，那就必须将这个一般适用于印度：英国的完满必须内在地包含印度的完满，英国的成就必须是英国与印度相互成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说，“东印度公司政府的命运是，提出由一个文明国家统治一个半野蛮的属国的真正理论，并在做了这件事之后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将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页261—262）。

7.以中国为基点看非洲问题，有两重困难。一重是，与非洲交往的中国国家只是个经济中国，这个国家非但事实上并不以终结非洲的野蛮为志向，反而因为与固有政治-经济结构中的非洲的资源贸易，深化了非洲的固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中国仍是“自私的篡夺者”，仍难逃“以人类大众的命运为儿戏”的罪过。更有甚者，中国本身仍非“主宰民族”，今日仍身处自我奴役和野蛮之中。这样的中国，正如密尔所言，甚至连上述的理想都没有或不配有。直白些说，这个国家本身就需要摆脱野蛮和奴役的局面……这个问题，附加在非洲问题上，显然在欧美世界承担的能力之外……看不出希望何在的中国，只能在绝望中自救？出路何在？

8.秦汉以后中国问题的实质是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的不兼容。或者说，不绝如缕的圣人教诲与高远文化品性（=“道统”），在东亚的地理范围内始终找不到适当的政治表达。但契机是，中国士大夫始终没有丧失对华夏文明天命的感知，近代以来更对西土圣贤的佳言胜意心有戚戚；转机是，与近代欧美构筑“乌托邦”和“大洋国”的设想同路，文化中国借助海通大势在近代纷纷出走，世界各地的华人，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东南亚华人政治体，在在都“亲历民主”，显示着华夏文化契接世界文明大势的生机。或许，下一艘“五月花”号已经造就，“乘桴浮于海”，21世纪的华夏士大夫能否在非洲另启新篇？到那时，或许自由的中国能够在亚洲和非洲同时实现？

9.若此路不通，大概中国人就只能自嘲“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