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中国的发展外化为非洲的发展，由此也可获得精神的解放，成长为世界主义的国家。

21世纪的中国所陷的狭隘民族主义，其心理基础在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此种不安全感与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有关，更与当下中国“形式的贫困”有关。

由于庞大的体量，我们天然地具有一种做大国的冲动；但是由于对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之“形式”——具有深刻的世界主义品性的美国国家“形式”与此相贯通——的深刻不信任，我们又无法将中国国家的“形式”与世界“形式”贯通起来，于是便陷入一种进退失据的状态。作为超大规模国家，我们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世界责任；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们也不知如何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我们更是难以清晰地体认到，我们应当承担的世界责任与我们的国家利益在根本上是同构的。大国的冲动与深刻的不安全感相结合，最后便转化为一种虚妄的民族主义而狂热地表达出来，令得其他国家对中国充满警惕。

归结到一句话：中国不知道如何做大国。要想学会做大国，中国需要有一种精神解放，克服我们内心的不安全感，实现中国民族意识向世界主义的一种转向。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这是一种必须。

对不安全感的克服，从来不是通过更多的攫取来实现的——它只会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这也正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致命之处——而是通过给予，以及责任的履行来实现的。责任的履行通常需要对于责任有明确的认知，而中国的“形式”尚无法提供对于外部责任的认知，但是中国“质料”的发展却使得这样一种责任在我们还对其懵懂的情况下就浮现出来。那就是，对于因中国的现代化而丧失了传统路径下现代化可能性的非洲国家，中国有一种责任帮助它们；恰好由于国际经贸循环的“双环结构”，它们的现代化也只能由中国来拉动。这是一种高度双赢的关系，其中，一种具有建设性的国际责任便浮现出来。

现代性的起点是肉体对精神的反抗，不受中世纪精神秩序规训的冒险家冲开了一个新世界。中国精神解放的动因则很可能是“质料”对“形式”的倒逼，即已具世界影响力的物质力量牵扯着懵懂的国家观念的转型。

中国对非洲责任的体认与践行，将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其世界主义的转向。由此，中国开始了自己主动的议程设定，主动参与世界秩序之“形式”构造，中国的“形式”再度有了一种国家与世界两层面的通贯性。在中国的帮助下，实现繁荣与稳定的非洲，既可以作为中国所需原材料的重要提供者，也可以作为中国制成品的重要市场，中国的国家利益自然也在其中矣！

这个过程将确立起中华复兴的精神支点，使我们获得精神上的饱满与政治上的终极自信。它将会表达出中国崛起的世界历史意义，那就是，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世界的发展，世界的问题反过来被内化为中国的问题，中国由此恢复自己的世界民族之地位。同样，非洲复兴的精神支点也由此确立，非洲人的自信与尊严体现在其对传统的守护，对现代物欲世界的解毒。

一种历史哲学的意义由此体现出来。中国与非洲皆在此过程中获得精神解放，从而最终促成人类普遍的精神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