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观看更早获得国际承认的韩国导演金基德的影片时，也有这种明显的感觉：如果按照流行的“文化主体性”标准，拿着那样的尺子来衡量，这些韩国导演（金基德、李沧东还有一位奉俊昊）也许都不能“达标”。在他们的影片中，有着明显“西化”的立场，或者按习惯说是“西方个人主义”的。然而这样一种“政治上正确”的要求，在韩国导演那里似乎没有构成什么干扰。另一方面，实际上没有人否认拍摄这些电影的正是韩国导演，他们所拍摄的正是韩国影片。在国际影坛上，正是这些影片提供了某种韩国式的想象力。

其中引出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文化”之所以是一种活的东西，在于它能够对当下正在发生的生活赋予理解，赋予形式和结构。而如果生活不是一潭死水，那么文化就要发生相应变化，从而能够对正在生活的人们有说服力。假如人们在生活中已经处于“现代性个人”当中，即需要由个人来为自己的选择和道路埋单，而不能将一切推给社会与国家，那么，这个起点（个人）为什么不能在文化中得到相应体现，在文化中获得相应的、丰富多彩的形式？而这也正好是文化的责任—为焦虑中的人们提供有关这个世界和自身的解释，借此得到心灵的安置。从个人工作经验来看，比较起来，叙事作品更加能够适应现代性个人的要求，叙事的成败与否，更多取决于故事中的个人是否能够承担起属于自己的独特一份。

还是回到李沧东的影片来。《绿洲》（????，2002）中的男主人公遭遇的变故是—在一桩交通事故中，他顶替自家大哥蹲了两年半的牢房，刚刚出狱。这个人的脑子仿佛也有“事故”痕迹，他的行为方式一副搭错神经的样子：当初进去时是夏天，他就穿着短袖出来，冻得不停地抹鼻涕，却不知道给自己买衣服，而花钱给妈妈买了漂亮毛衣。他付不了饭钱被送往警察局，接他回家的弟弟说希望别影响自己的生活，他只是憨厚地笑笑。

但是也许，这位叫做洪忠都的男人保有一颗淳朴的未经污染的心灵，而我们的衣服下面的那颗才是伤痕累累的。于是他的善良成了这个世界和他人的一剂“毒药”，令所有的人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