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中缺乏这种伦理上想象力的是剧作家的妻子、女演员克里丝?玛利亚。在特工魏斯乐劝她别去部长那里约会之前，她的丈夫就已经劝过她，说她是如此受人欢迎的大演员，已经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可她就是不听。她不能想象自己没有部长庇护的情况，不能想象没有鲜花和观众，那种局面只能令她感到恐惧。理解这样一种现象，前面说的马丁?斯科塞斯也许提供了一个注脚：老马都已经如此如彼，没有必要一定要捧那个小金人。当然，这位美貌性感的大演员克里丝?玛利亚走得更远。在当年东德的个人档案公开之后，丈夫德瑞曼读到厚厚两大叠关于他的“黑材料”，有许多是这位妻子提供的。

我在批评当下年轻导演的创作时，经常遇到的反应是—对方振振有词地说，这是生活中真实出现的，即认为作品只能照搬生活。《窃听风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是根据生活本身而是根据生活的逻辑、伦理的逻辑编造出来的故事，而它相当具有说服力。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伦理上的想象力，便是拒绝艺术上最要命的想象力。生活中同样需要这种勇于改动自己“剧本”的想象力，这个维度非常有意思。

有一部美国影片《对话》（The Conversation，又译《窃听大阴谋》，1974），更早涉及了窃听这个话题，而且是大名鼎鼎的科波拉导演的。其时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因为《教父》（The Godfather，1972）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再过几年《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1979）的好戏还要登场。这位科波拉早先编剧出身，《巴顿将军》（Patton，1970）里有他改编剧本的功劳，《窃听大阴谋》由科波拉本人担任编剧。与近期的《窃听风暴》一样，都是三十多岁的人同时担任编剧与导演，其中反映了某种社会思想并折射出某种社会现实。

该片酝酿于尼克松水门事件（1972年）的社会氛围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情报，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等五人，闯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几个月后，尼克松宣布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辞职的总统。此事对于美国社会及新闻业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对于社会心理、人与人关系（信任）也造成了巨大阴影。与当下社会现实之间产生某种平行和互动，也是电影吸引人的原因之一。

夏利是一位监听专家，他在这方面的造诣颇深，业内有名。他受雇于别人，不问缘由，不涉及意识形态，干得十分出色。但是他终究没有变成一块“门板”，与他的专业机器、专业手段完全合二为一。他从这项工作中受益，反过来也因此而落下了人性的伤痕。刺探别人养成的警觉，使得他无法与人们建立亲密关系。他不留电话、行踪不定，女朋友只有在漫无尽头的黑暗中等待。一旦问及他的个人情况哪怕是在做什么，他马上感到厌烦之至。他不能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他卷入了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秘密，因而不能站到阳光底下。

诡异的是，不管他多么小心翼翼，将自己深深藏匿，人们还是能够刺探到他本人的秘密，就像他大举进犯别人的生活一样。他过生日的那天，邻居老太太神不知鬼不觉地登堂入室，在他的房间里留下了生日礼物，并在贺卡上写上了他的年龄。他与时髦女同行在车库里说些不咸不淡的话，当即被他的同行们录了音，转身就将磁带放到他面前，其中的对话重现在他耳边。即使他震怒也没有用，他用来对付别人的手段，总有别人用来对付他。他砸向别人脚面上的石块，另外有人捡来砸向他。他必须为自己的“事业”付出特殊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