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这位匈牙利导演又拍了另一部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的、纳粹时期艺术家的故事，那就是Taking Sides（中译名《指挥家的抉择》，2001）。这次是关于卡拉扬的前任富特文格勒，影片中直呼其名。据说卡拉扬在一次音乐会结束之后，观众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漂亮的妻子也走上前来，给了丈夫热烈的吻。但是卡拉扬却一人喃喃自语，不安地来回说：“富特文格勒又要不高兴了。”卡拉扬心里清楚，只有富特文格勒知道他刚刚犯下的某个不为人所知的错误。

美国人阿诺德少校主持战后“反纳粹文化委员会”对于富特文格勒的调查，他对这位大名鼎鼎的音乐家毫无所知。战前他从事银行保险业务，他的上司要求他发挥其原有的意志和跟踪能力，找出这位声名显赫的音乐家的罪行，因为他们不能对每一个人进行复杂的调查，于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工厂、教育和文化方面”。审讯办公室的秘书是斯特赖普小姐，其父亲因为参与暗杀希特勒的密谋而被处决。另一位被派来监督这项工作的年轻人韦尔斯，作为犹太人，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初期便被家人带出德国，在美国长大，如今回来协助工作。这个调查委员会的屋子里拥有足够的道德正义。

工作先从乐队的其他成员开始。“富特文格勒是一个纳粹党员吗？为什么他不是？他不是党员，怎么还担任了特别文化顾问的角色？”乐队的人们耐心地对美国人作了解释。他们还提到了另外一件事：一次富特文格勒为希特勒演奏之后，他没有行举手礼，这当然需要勇气，但是有一个客观的理由在于—指挥家当时拿着指挥棒，如果要行礼，那么会戳到希特勒的眼睛。在回答为什么如此敬仰这位大音乐家时，打击乐手答道：每次演奏到一个十分困难的音，他自己无论如何不知道怎么办，而富特文格勒却轻而易举地把它实现了。

富特文格勒的出场姗姗来迟。美国少校作了精心策划，让他先在外面等着，“不要给他倒咖啡、不要跟他打招呼”。在音乐家进来坐下之后，少校粗暴地说：“我没有让你坐下。”这些仅仅是一些小花招，他想从心理上让对方处于劣势。同样的问题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方式被提出来：“你是党员吗？你的党员编号是多少？为什么你要在纽伦堡音乐之夜演奏？为什么你要在希特勒的生日宴会上演奏？”指挥家回答：“我不是在纽伦堡音乐之夜演奏。而是在头一天晚上。”这种区别对于音乐家来说，是不可混淆的。至于在生日宴会上的演出，音乐家解释是承受了巨大压力—他们“绑架”了他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