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叫SF（福冈诚一）的人把《国民新闻》上这篇文章剪了下来，从东京寄给了先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国民新闻》）。先生读了之后，又写了一篇文章反驳德富苏峰。这篇文章大约还没有翻译成日文，总之就是抄录了德富苏峰全文之后，先生接着写道：

总之，苏峰氏的意思，无非在证明《三藏取经记》等是宋椠。其论据有三：

一、纸墨字体是宋；

二、宋讳缺笔；

三、罗振玉氏说是宋刻。

然后先生表示，自己家无储书，罕见旧刻，写的《小说史略》漏略错误一定很多。

但《三藏法师取经记》及《诗话》两种，所见的却是罗氏影印本，纸墨虽新，而字体和缺笔是看得出的。那后面就有罗跋……我所谓“世因以为宋刊”，即指罗跋而言……因此就不免“疑”起来了。

某朝讳缺笔是某朝刻本，是藏书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诀，只要稍看过几部旧书的人，大抵知道的。何况缺笔的栂字怎样地触目。但我却以为这并不足以确定为宋本。前朝的缺笔字，因为故意或习惯，也可以沿至后一朝。例如我们民国已至十五年了，而遗老们所刻的书，“驚”字还“敬缺末笔”。非遗老们所刻的书，“儀”字“玄”字也常常缺笔，或者“甯”代“儀”，以“元”代“玄”。这都是在民国而讳清讳；不足为清朝刻本的证据。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易林注》残本“甯”字“儀”字都缺笔的，纸质，墨色，字体，都似宋；而且是蝶装，缪荃荪氏便定为宋本。但细看内容，却引用着阴时夫的《韵府群玉》，而阴时夫则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为不能据缺笔字便确定为某朝刻……

我的看书，和藏书家稍不同，是不尽相信缺笔，抬头，以及罗氏题跋的。因此那时便疑；只是疑，所以说“或”，说“未可知”……至于“轻轻地断定”，则殆未也。但在未有更确的证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无论如何，苏峰氏所预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这滑稽剧，是未必能够开演的。（原文请参见《大鲁迅全集》第六卷）

最近我看了一个报道（《主妇之友》七月号），说鹰司荣子削发为尼，入了善光寺大本愿寺。我了解到，如今的日本，门第比人品更重要，便觉得有些萧瑟。因为我觉得，人格并非是由门第培养出来的，毋宁说正是由于人格才形成了门第。有一次，我看到一幅画着红叶的秋光山水图，里面有个人正挑着柴火在坂道上走着，这画也不知是谁所作。我看到如此风光，不由赞了一声：“这可真是所谓画中人啊。”先生便说：“那可不对。那人定是只想着‘重死人了’‘累死人了’。”我顿时觉得好似被泼了一头冷水。

我已经很久没有写关于先生的事了，这次只写了这么一点儿，还想着：先生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又想到，毛泽东主席虽然说过“鲁迅是现代的圣人”，却没有说过“鲁迅是中国的神”。故而我肯定是可以放心的了。

——《文库》一九五五年

关于“客气”

一提到中国人就会经常听到说中国人很讲究礼节。比如常听人说倘若一方设宴招待客人，另一方不设宴回礼的话就会有失礼节。可事实上中国人的生活真有那么讲究礼节吗？当然我并不是想说中国人的生活没有礼节，我只是认为这种礼节的发端还是来自政府官员。像日本官员和中国官员的交往，表面上再怎么密切，其实质也还只是停留在客气的程度上。“他们的交往很客气的。”这句话是我们交往圈中最常听到的对官员交际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