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书是1940年出版的，按照大和民族机器一样做事的执著和认真，大体是可采信的，但我们说，通向三道崴子的绝境，不是日本人为将军独自设计的，也非将军本人所愿，这里面还是那绕不过的话题，就是“这号中国人”。“这号中国人”是什么品性的人？公正地说在有档次有品位的英雄之间争逐的时空里，即使角力，即使争斗，那也是嗜血的快感，更多地则透着惺惺相惜般对对手彼此的敬重，是彼此的欣赏，是敬亭山和李白，是春天的老松和醉酒的辛弃疾。而人格和智勇与将军不在一个档次上的宵小者，即使将军死去，他们也不敢把自己作为英雄的对手来宣扬，他们只是在英雄末路时分，绊倒将军的一粒石子、一芥草棒而已，我说的就是“这号中国人”。很多的顺民和汉奸，多的是穿着土布棉衣，冬天里瑟缩着脖颈和袖子，在外人面前目光猥琐，憋憋屈屈，在各个时代随处可见的平民。有时我不想太多地诅咒他们，相反，我深刻地怜悯和同情、理解这群没有灵魂的灵魂。他们貌似是有着呼吸的活物，实质是盲从的大多数；他们像一群牵线木偶，在灯影里和锣鼓声中，不自知；他们像那些随处可见的村落一样，对历史不负责任；他们的肤色和脸孔有一种被困苦和麻木塑造出的气质：蒙昧无知的样子，眸子里没有光泽，只有浑浊。他们对痛苦比较麻木，对羞耻比较迟钝，但这又是现实和精明的一群，会盘算，会合计，他们是在现实中好像谦卑的一群，但其实是伪装的功利主义者、机会主义者。

在将军殉国的过程里，我们完全可以正当地把愤怒的火焰燃向他们。但“这号中国人”太微末，太呆痴，太愚昧，再大的发泄也只是换得一种空茫，一种没有对手的饮恨。“这号中国人”，恐怕不是一时一代所能解决的，他们本身像是一种超强的腐蚀剂，吞噬着我们民族的肌体，令我们无法设防。

这是一种大悲愤，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的伤痛与创口，“这号中国人”是这幕悲剧中的小丑。但因为这小丑，使我们的历史既充满了悲凉，更充满了苍凉和哀凉。记得杰拉德?格林有一本旧书《大屠杀》，他写了犹太人在纳粹面前的一种难堪和耻辱。反抗者在当年的欧洲犹太人中是极少的，普遍的事实是屈从，逆来顺受，甚而至于合作。受害者的顺从令刽子手们都感到惊讶，屠杀出奇地顺利，刽子手们动用的力量远远少于预计。书中写两个刽子手在计划恶行时是如此轻松：“如果他们拒绝呢？”“犹太人不会拒绝。他们会合作。他们都给吓破了胆……”此种场景在书中再三出现——

“他们不折不扣地照吩咐的去做，也不折不扣地信以为真。劳动营。为了保护他们。他们的拉比们和其他领导人使他们深信不疑地服从命令。”

“他们如此合作，真叫人惊异。”

“他们是劣等人种，是另一支人类的子孙。”

刽子手们说着话时，一场大屠杀正在进行。成千上万的受害者集合在山谷里，静静站立着，秩序井然，“真正汇成了一个湖泊，一个内陆的海洋”。连刽子手都难以置信：“我的上帝，我们预计六千多人，想不到来了三万人。”这些受害者究竟是怎么来的？书中没有具体描述，但单凭加害者的武力显然是做不到的。数万受害者就这样开始顺从地脱衣服，顺从地走向屠场，一批一批按刽子手需要的“装沙丁鱼”方式躺下，接受被枪杀的命运。

这种顺从的确令人骇异。亚伯拉罕顺从上帝的旨意将儿子以撒献上燔祭的时候，仁慈的上帝及时用一只公羊将尖刀下的以撒救了出来，难道他们也期待他们的顺从会在最后一刻唤来奇迹吗？难道他们以为顺从会打动刽子手吗？

这又让我想起杨靖宇将军。如果没有一个个与日本人合作的“这号中国人”，杨靖宇将军将会怎样？这也是黑暗历史进程中一个黑暗的章节，这是我们民族的锥心之痛，是我们民族中的一部分的愚氓将我们民族的一部分精英送上了绞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