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所谓的均输法搁置了一年，从长计议。朝廷后来又用新名词提出修改计划。批发和零售的划分并不严格，于是，成都、广州、杭州等大都市成立了市易务。为发展这些贸易机构，朝廷又从国库中拨出一百万缗，由京师当地的货币中拨出八十七万贯。成立这些机构的理由是“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宜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他们任命了一位能干的首长，他能向朝廷报出愈多的利润就愈被视为能干的人才 。这位吕嘉问变成全国的市易务官，对小商人具有垄断控制的权力。例如京师市易务规定，小贸易商要做该机构的会员，他们可以把货物和该处的资财合并联营，或者由朝廷出资购买他们店铺所卖的存货。万一商人想结束业务，可以把货品卖给朝廷，也可以用部分货物做保险，向朝廷借钱，半年付息一成，或者一年付息两成。和该处无关的商贾也可以把存货卖给该处，价格由朝廷定。最后，不管哪一部门的皇家用货都由该机构处理。

朝廷吸收小企业是这个制度最差的一环，私人商业几乎完全停顿。几年间，贸易和商务实际上一天天减少，朝廷的税收大受影响，与理论上的高利润大相径庭。皇帝发现自己在人民眼中沦为卖水果、冰、炭、日历、草席的小贩，心里很不高兴。最后京师市易务和商税的丑闻闹进皇室的耳朵里，皇帝才下令终止改革中最不受欢迎的项目。

不过，新政中最著名的却是“青苗法”，直到今天大家谈起王安石的新政，还免不了先想到农民贷款。这个措施影响到国内的每一个村庄，也促成朝中大臣最激烈的政治斗争。计划本身完善合理，令人想起农民银行。王安石以前担任地方官，曾在春耕时期贷款给农民，收成时再连本带利收回来。他发现这样对农夫很有帮助，因为他在地方做官，可以确定农民是真正有需要才来借款，一切由他亲自调查。陕西的地方官府也曾试行这个办法，效果不错，就因为陕西试办成功，农民贷款才叫做“青苗”贷款。

丰年时，朝廷确信会有好收成，就贷款给农民买耕具、麦种；割麦时再连本带利收回来，给军队当粮饷。照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说法：“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贯石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现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现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斛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

这个美丽天真的计划却摧毁了不少农夫的身家性命，我们以后就明白了。不过，我要解释一下，这个新措施是常平仓古法的延续，后来渐渐取代了常平仓。宋朝初年，朝廷在各地设立粮仓，以平抑谷价。丰年“谷贱伤农”，朝廷尽量收购剩余的稻麦。荒年粮价上涨，朝廷就把存粮抛入市场，压低价格。很多官员不肯在贱价时收购所有余粮，所以主管粮政的当局行政效率不见得能永远那么好。 不过从治平三年（1066年）常平仓公布的数字看来，他们一年内曾收购五百零一万四千一百八十石谷物，卖出四百七十一万一千五百七十石。现在仓廪的财货都化为青苗贷款的本金，常平仓的正常作业就自然而然终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