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敌我在西南地区的战局变化太快了，快得敌我双方都有些估计不足——当然形势是朝我军节节胜利并比预期快得多的伟大胜利的方向迅猛发展的。

面对胜利与死亡，敌我双方都在想着各自的命运。历史在此刻已经清楚地告诉世人：灭亡的一定是蒋家王朝，胜利的一定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广大百姓。然而正是这种已经明摆着的命运，使得即将胜利者更加渴望胜利，使得行将灭亡者更加垂死挣扎。

反动的和正义的，虚伪的和真诚的，无耻的和磊落的，此刻皆在历史的舞台上淋漓尽致地表演着。而在所有的这些表演中，人的生命呈现出异常可贵或异常低贱的形态，因为人的生命在敌我交战的时刻，变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值钱，可同时又那么珍贵、那么坚强。

这时，革命者的表演是：宁死不屈，斗志高昂，等待胜利。

这时，反动者的表演是：虚伪百出，凶残无比，等待灭亡。

1949年11月22日。《中央日报》还有模有样地登载了重庆市参议会议通过的《保卫大重庆方案》，内容大致如下：

重庆为战时首都，西南重镇，举世瞩目。奠定戡乱胜利基础，必须确保重庆。……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改善，重新做起，犹未为晚，谨就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改善势在必行，分列如次，送请政府立即实施。

军事方面：一、改善官兵待遇，增强作战能力；二、减少行政费用，补充前线；三、严禁克扣军饷；四、军令统一……

政治方面：一、动员人力物力支持前线；二、实行裁员减政；三、实行五户联保……

经济方面：一、维持币信，以安人心；二、大量抛售黄金……

其实，这时的国民党重庆政府已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能做的也只是纸上工夫了。但在灭亡的最后时刻，他们也没有忘记将仅存的一点儿力量用来对付共产党，以及同他们有个人阶级恩怨的革命志士。

杨森杀害自己的亲侄女便是典型的一例。   

11月23日，一手执掌重庆生杀大权的杨森一边忙着奉蒋介石之令，到处杀人放火，一边仍然不忘“借刀杀人”。这一天中午，他突然想起自己的一个“仇人”还没有杀掉，于是，立即命令手下的宪兵“干掉她！”而且末后又恶狠狠地补了一句：“不留任何痕迹！”

“是！”

宪兵特务们立即从杨公馆将女共产党“要犯”杨汉秀带走。

这位女共产党“要犯”，就是杨森的弟弟的女儿。她是位典型的封建家庭叛逆者，曾受朱德同志的影响，弃家奔赴延安，在著名的“鲁艺”学习过。后受组织派遣，回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这样一来，总与当国民党“重庆市长”的伯父杨森唱对台戏。杨森本来就对弟弟的这个“不孝女”恨之入骨，偏偏因为1949年9月2日在朝天门发生了一场大火让杨家和这个不共戴天的“共党”分子结下了死仇。